从许霆案看法律权威的树立

许霆利用银行ATM机故障恶意取款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经过媒体的传播和放大而成为一个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民众的质疑无疑会影响法律权威的树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树立法律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的良好氛围。法律权威的树立,首先需要法律规定本身公平、合理。其次,应真正建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良好法治环境。     

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论析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从本质上讲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是一致的 ,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但在实践中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冲突 ,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和缺失现象 ,亟待加强。为此 ,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 ,加强法制建设 ,以维护和加强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是30年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但法律权威并未充分彰显.现行法律体系更大程度上是文本意义上的,更多依赖国家强制力撑持而获得形式上的普遍服从.法律权威应当是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的统一.在规范和制度化特征方面,现行法律体系还有尚未形成内在一致的法律体系意义脉络、良性的吸纳和拒斥社会挑战的机制以及由中国社会多重二元性所导致的多重二元割裂等不足.法律权威树立依赖于法律制度化实施,但不能简单地将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等量齐观.若要仰赖法律权威推进司法公正,必须在澄清公正司法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之上,遵循若干法治标准和进行有效制度建构才能实现.     

论法律权威

本文首先通过对人类社会演进历史的考察 ,发现了始终或至少是至今为止始终伴随人类的社会现象———权威。权威有三种基本类型 ,即神灵权威、帝王权威、法律权威。现代文明需要的是法律权威。然而目前法律权威在中国却是一个普遍的缺失。中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必须要克服这许多障碍 ,加快法律权威的养成。     

基于村民自治的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博弈研究

1982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在国内已推行了20多年。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受到了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它在权力来源、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影响村民自治运动,甚至操纵法律权威。但乡村权威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并不只有负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制度和相关法律保障的方法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促进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法治与法律权威

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树立法律权威是进行法治建设的决定性前提。树立法律权威须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以法治权、制约权力 ;二是以法济民 ,实现守法的自觉化     

法律权威的现实性分析

法律权威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且法律权威必须具有现实性,法律权威体现在实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实在法以法律体系的方式存在,法律体系由权威的实体规定和权威的程序规定构成。法律权威的现实性直接反映在公共权力的运行中,也与公民权利有着内在的关联。     

关于树立法律权威的几点思考

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法律的内外品性决定了现代社会需要树立的是法律的权威。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必须确定法律的二元划分，确定程序法治的地位，确定司法组织必要的独立性，并且不能误用法治的功效，要正确看待法律的局限性，要弱化任何个人的权威。     

当代中国与法律权威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旧的权威类型正在逐步衰落但没有完全消亡 ,新的权威正在逐步形成 ,但又没有最后确立。因此在新旧权威交替过程中就出现了中央政令不通、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法律、法院缺乏权威等等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创造法律至上的社会氛围、树立宪法的权威、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严肃司法、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 ,从而达到法律权威的实现     

论拉兹的法律权威理念

依法治国的提出,将法治提升到了国家的高度。在社会管理中,法律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表现形式,如何客观全面地认识法律,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成效。关于法律,拉兹的法律权威理念中给出了相应的阐述,法律的本质就是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威,发挥其着指引行为的功能,而且满足具有权威的条件。可见,法律之所以能够得到遵守,在于法律的权威。在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方面,拉兹的法律权威理念值得我们研究,以便为法治建设提供更多的思路。     

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模式培养的反思

在目前我国法学界有关法律思维模式培养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甚至在正规法学教材中也很难找到法律思维模式培养的内容。但是在法治背景下研究法律思维意义重大,其不仅是法律职业者对自身工作方法的反思,更是凸显法治自身张力的积极尝试。     

论法律权威之确立

确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素,法律只有促进国家意志与民众意愿进行良性互动才具有生命力。如果民众不认同法律权威,那么法律就只是国家单方面的意志,并不能真正定纷止争。长期以来,围绕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如何将法律本土化一直是困扰民众认同法律权威的根源。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于公开民主地制定良法,让民众监督执法,提高司法水平,改进司法权的运行机制,提高民众运用法律维权的能力,共同构筑民众认同法律权威之路。     

从矛盾走向和谐：我国农村经济法治体系构建

农村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经济法治是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标示。哲学范畴内社会发展是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持续的矛盾冲突与调适来不断演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理应成为农村经济法治体系构建的本原基点,效益、文化、环境和公平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体系维度和价值序列。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发展权利平等实现为核心的现代农村经济法治体系,既要注重法治经济的共性,更要注重农村经济的个性,着力解决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现存生产关系之间的基础性矛盾,促进农村经济法治从矛盾走向和谐。     

论公司法视野中的国家公权力

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内容主要有三项,即登记权、公司经营监管权与宏观调控权,由此而使公司法中的国家公权力既具有权力的一般特点,又与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有所区别。文章的重心是分析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界限,因此在第二部分提出了为国家公权力设限的必要性及其理论依据,然后才具体指出国家公权力在现代公司法中的三个界限是公司权力、公司权利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法律推理客观性的法理探析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规范法律人思维的的技术性工具,其客观性是法治理念在司法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科学地阐释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内涵,对于完善法律推理理论研究,规范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客观性的研究应当从纯粹的逻辑分析拓展至价值领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其客观性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推理客观性实现的最理想状态是,形式规则与自由裁量呈现适当高度的动态平衡,两者之间的冲突最少而正面价值最大。     

土地“新政”导向下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之法治考量

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破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在土地"新政"导向下,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无现成路径或既定模式可循,其实施导致土地产权性质、归属及客体(地块)的调整,将带来诸多利益关系的冲突与协调;其政策灵活性容易被曲解及违规滥用并演变成"掠夺"甚至于"浩劫"农民土地权益的"村庄撤并圈地"运动。在相关立法调整不到位特别是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法律机制欠缺的情况下,应充分认识到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种种掣肘因素、法律风险及政策实施障碍。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不能依赖行政强制,而要在法治理念下依靠法律制度设计完善和实施机制创新,予以积极引导、正确调整及有效规制。     

中国法律意识的现状与构想

建设法治国家,良好的法律意识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各阶层民众的法律意识各不相同,根本原因是法律意识的淡薄。要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在全体公众心中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增强公众的权利意识,加强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端正司法人员的法律观念。     

合理期待原则之法理解析

合理期待是外国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用以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对于合理期待原则的法理渊源,目前外国学术界主要观点有信赖说、法治说、法治替代说、法律渗透说、经济效率说。本文将逐一介绍、评析,以证明该原则存在的正当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