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考补证

《吴子》一书,先由清朝的姚际恒、姚鼐断为伪作。姚际恒氏云:“《汉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论肤浅,自是伪托。中有屠城之语,尤为可恶。或以为有礼、义等字,遂以为正大非武之比,误矣。” (《古今伪书考》) 姚鼐氏云:“世所有论兵书,诚为周人作者,唯《孙武子》耳,而不必为武自著;若其馀皆伪而已……《汉艺文志·吴起》四十八篇,在“兵权谋”,《尉缭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势’。今《吴子》仅三篇。《尉缭子》二十四篇。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顾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 (《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司马法>、<六韬>》) 二姚氏之后,伪作说纷起;郭沫若同志的早期著作的《述吴起》(见《青铜时代》)也认为: 现存《吴子》所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则显系袭用《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而《礼记·曲礼》和《淮南子·兵略训》又为汉朝人著作。“《墨子·贵义篇》言五方之兽则均为龙而配以青、黄、赤、白、黑之方色。此乃墨家后学所述,当为战国末年之事。若更演化而为四兽,配以方色,则当更在其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     

从孟子的政治观看他所代表的阶级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实《孟子》七篇并不尽述仲尼之意,它是在这样的旗帜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孟子生在战国中期,当时,封建社会基本上代替了奴隶社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封建大一统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封建制度的确立,迫使各阶级和阶层不得不面对新的秩序表示自己的态度。为奴隶主     

《史记》校勘二则

近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史记》对勘,偶得两则,兹录于下: 一、《史记·魏世家》: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战国纵横家中》无“山”字,《史记索隐》也说:“涉谷是往楚之险路。从秦向楚有两道,涉谷是西道,河内是东道。”可以肯定《史记》的“山”是衍文。涉谷,地名。道涉谷,是说取道     

吴起“杀妻求将”质疑

司马迁在《史记·吴起列传》中记载吴起贪图功名,"杀妻求将",是一个不仁不义的恶人。但根据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吴起并没有杀妻求将,而是出妻,即休妻。但是吴起"修德亲民"的治国思想,使其不会有"杀妻"的思想基础。吴起军令的严苛,则有可能使其有"出妻"之举,先秦文献记载也认为吴起没有杀妻,而是出妻。司马迁是西汉人,距离吴起在世已经200余年,他的史料当是听说来的。相对《史记》,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更为准确。     

苏秦兄弟排行及事迹考

战国史上的著名纵横家苏秦、苏代、苏厉三弟兄,孰兄孰弟,纷纭众说,迄今无定论;关于他们的事迹,史书上也记截不一。现依据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以下简称《帛书》)提供的新证,来初步探讨这些问题。苏氏三兄弟的次序,据《战国策·燕策一》曰:“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苏秦弟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史、策所叙,似颇相表里。但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其《史记志疑》中提出了疑问,近人也意见不一。唐兰先生认为:“《史记·苏秦传》说苏代是苏秦之弟,事实上苏代当是兄”;诸祖耿先生继续坚持“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就是苏秦的弟弟”的说法;《帛书》的注释者说:“苏厉是苏秦的兄或弟”可见这个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     

《黄帝内经》的唯物论思想

一、《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考《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说明西汉时代已有此书。但究竟成书于何时,尚无定论。《黄帝内经》为什么称“黄帝”呢?《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反映了秦汉时代“尊古贱今”的习俗,著书立说总要托名神农、黄帝。《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大概都是这类托古之作。晋代皇甫谧认为:《黄帝内经素问》“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甲乙经》序)明代方孝孺也认为:《黄帝内经》“出于战国,秦汉之     

释“飞鸟之所解其羽”

<正> 战国秦汉时期,曾把遥远的北方看作是“飞鸟之所解其羽”、“群鸟之所解羽”的地方,见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淮南子》也有类似的记载。为什么鸟类要到这种苦寒的荒野来“解羽”,以至“积羽千里”,使得某些旷原、流沙、大泽、高山以此命名?这既找不到自然科学方面的根据,也找不到文献记载、神话传说方面的说明,应该说是一个待解之谜。关于这个地点,文献记载也说得很恍惚。《竹书纪年》说周“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穆天子传》郭璞注引),指的是沙漠地带;(《穆天子传》中,确有这个地点,说在“西王母之邦”的北面,“千有九百里”是片“旷(郭璞注引作广)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乃于此     

淳于髡著《晏子春秋》考

<正> 《晏子春秋》汉司马迁、王充认为是晏婴所撰,隋、唐书《经籍志》亦题作者为晏婴。唐柳宗元则认为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引起人们对其学派归属、成书年代及作者问题的争论,至今未能解决。我认为,《晏》的作者当是战国中期齐之稷下先生淳于髡。谨考说如下。一、《晏》成书在战国中期     

商鞅变法异议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但变法因何成功,各家之说不一;而对车裂商鞅事件的性质,却又异口同声。本文专就这两个问题,提出异议,恳望得到史学界指正。对三种答案的质疑商鞅变法为何成功?答案有三种: 一是商鞅所遇到的阻力小。这是范文澜的生前定论,已为多数人接受。他说:“早在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吴起在楚,曾行新法,但为旧势力所阻。秦旧势力较小,因之商鞅变法得到成功。”(《中国通史》第一册第五章)     

太常卿等始称于南朝梁考

《辞海》“太常”条说:“……北魏称太常卿;北齐称太常寺卿……”“卫尉”条说:“卫尉,官名,始于战国……魏晋、南北朝多沿置,唐代为卫尉卿”。“廷尉”条     

论汉代以前云南内地的百越部落

“越”是古代我国南方的一大族系。早在商代初年就与商朝有往来,《逸周书·伊尹朝献》载,商汤时伊尹为四方令,正东有越、沤,正南有瓯、桂等献方物。《王会》也说有东越、瓯人、于越等入献。瓯(沤),桂等都是越的别称。越族部落众多而又分布广泛,故而名称也繁多。如称“于越”,《春秋》定五年经:“于越入吴”。是分布在浙江境内的越族部落。“扬越”,《战国策·秦策三》:“吴起……南攻扬越”,《史记·南越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     

楚令尹浅说

春秋战国间,社会巨变,反映在官制上,便是列国不一,名目纷繁,正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自周衰,官失而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作为南方大国的楚,又带有其特殊性,许多官名不见于其他诸侯国,令尹是最显著的一例。令尹一名的由来,据《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疏:“楚臣令尹为长……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这是一种流行的解释。据《说文》:“令,发号也”;“尹,治也……握事者也”。故令尹的字义     

孝道新解

<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明确地指出《孝经》乃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是说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后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陈述后,由曾子记下来,亦可证明《孝经》的作者是曾子。从《论语》记曾子“慎终追远”等论述看,曾子本人尽孝道、讲孝道,确有一套孝的理论和主张。     

“以意逆志”三解

自孟子倡“以意逆志”说以来,后世学者因对此句“意”的涵指理解不同,故曾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说:或谓“意”为读者之意;或谓“意”为作者之意。汉代赵岐主前说,其《孟子注》道:“人情不远,以己志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     

“赤县”试释

我国古籍中,中国有许多别称,“赤县”即其一。中国称为“赤县”,由来已久。《谷梁传·桓公五年》:“九州之内名曰赤县。”战国时的《邹子》一书说:“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但是,中国何以称为“赤县”,似乎缺乏更具体的解释。我认为,“赤县”是指天子帝王所居之“王畿”,即京都,因此用以指称整个中国。试解释如下: “县”,繁体作“縣”,右旁为“系”,左旁为“首”字的倒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縣,繫也。从系持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繫,当作系,引申之则为所系之称。会意。”可见,“县(縣)”字的本义是指“首(首领、首脑)之所系”或“首之所在”,所以古代就把帝王天子所在之京都称为“县”。如《礼记·王畿》说:“(王畿)     

从《梧桐雨》到《长生殿》

<正> 洪升的《长生殿》以李杨故事为题材,其最早依据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在元明戏曲中对它影响最大的是《梧桐雨》。 洪升在康熙己未年《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前人曾认为这是对《长恨歌》、《梧桐雨》的非议,颇不以为然。刘咸炘甚至批评道:“虽曰文人相轻,无乃太不自量乎!”(《文学述论·曲论》)这是一种误解。     

简论稷下学宫

<正> 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出现了并称东帝、西帝的齐、秦两大帝国。齐国也曾雄于天下。《史记》载:“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在文化上,齐国也出现过一个鼎盛时期。郭沬若同志指出,齐国“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十批判书》) 当时齐国在国都稷门之下设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任其讲学议论,史称“稷下之学”。《史记·田齐世家》介绍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可能是稷下之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的盛况。纵观“稷下之学”由兴而衰凡五代,历时一百四、五十年,它对战国中、后期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繁荣都起过积极作用。     

谈“一心二用”的治学法

“一心不能二用”是古已有之的格言,但是并不完全正确。从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的治学经验看,“一心二用”,却往往效率高,收获大。这可以郭老的治学为例: 郭沫若研究《墨子》,引起了对吴起的同情,写成《述吴起》;由于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涉吴广的农民革命,便另写《秦楚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研究的补充;又因音乐是儒墨之间所争论的主要问题,郭志的兴趣又被音乐问题吸引住了,于是写成《公孙尼子及其音乐理论》;接着发现钱穆《诸子系年》中考证公孙尼子的一节,与自己的意见完全相反,遂写《公孙尼子追记》;此文写好后,郭老的“兴趣又掉换了一个方向”。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读《吕氏春秋》,初意欲收集关于惠施之材料,忽尔意动,欲写《吕不韦与秦始皇》,写此二人之斗争。……”就在这次掉换研究方向的同时,郭老总结了他的这个治学方     

牂牁·夜郎余考

一、释牂牁 牂牁一名,首见于《管子》,其次为《史记》。 《管子·小匡》:“余(齐桓公)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瓜长)、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其中,已有“牂牁”。《管子》一书,有主张不是管子所作,为后人所托。成书时间,当在春秋末或战国时。从《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日:‘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管子春秋》,详哉其言也。”说明《管子》不是汉儒所造,在司马迁著《史记》前已有了。这是应当肯定的。《管子》中的“牂牁”,今的研究者,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当时居住在贵州的一个民族,仍处于氏族部落时期。《管子》成书约在春秋末或战国之际,形成民族而又载诸于书,其存在时间当必比成书时间早。“牂牁”,作为民族一名在历史上出现,是可定为春秋或战国之际。     

东迁后的楚国国势

战国后期,秦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败,东迁至陈。东迁后楚国国势究竟如何?《史记·楚世家》云: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史记·春申君列传》又记载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苟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这说明,楚国东迁之后,其国势曾经有过一个从“益弱”到“复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