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福柯的话语批判理论与知识分子职守

在回应后现代理论视角下对于知识分子职守和使命的消解论述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后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传统的知识分子始终受到话语机制的困扰,因此知识分子已经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职守。但事实上,从启蒙与知识分子的现代产生看,消解权威和守护理想是知识分子永恒不变的职守。这是后现代条件下无法消解的理念,知识分子的话语批判理论不过为知识分子消解自身的权威提供视角而已。     

关怀公共精神的“积极自由”行动者──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

一对于现代中国而言，鲁迅最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涵摄文学、思想与社会批判为一体的一种人格姿态，它象征着一种现代社会角色：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概念。与前现代社会的巫、士。教士、意识形态权威相比，知识分子──同样拥有文字符号，但已属于理性工具，而不再是谵妄的象征：同样超越具体实用涵义（ｍｅａｎｉｎｇ）而追问根本的价值意义（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但不是依据神性而是依据人性；同样关怀公共性特别是公共精神，但不拥有任何身份资格或特权背景。精神观念与权力亦即政教之分离…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 ,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 ,使启蒙立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新史学通过学术真理获得话语权威 ,新史剧则通过艺术形象实现话语权威的大众化 ,使纯粹的思想变成大众世界观 ,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方法 ,而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是最具典范性的研究个案     

以小说重现历史──论高阳的历史小说

２０世纪华文文学界，以俗而能雅的话语系统复活历史、重现历史，并且取得卓越成就的，首推高阳。在２０世纪后期的３０余年时间里，高阳沉潜于历史风云和小说迷宫之中，以广博的历史知识和超拔的艺术想象力，创作了６０余部长篇历史小说。高阳历史小说“部部脍炙人口，兼及史实与趣味，质量之丰美，堪称现代历史说部第一人”①。与一般的通俗文学作家不同，高阳反对将小说当作游戏和消遣的工具，自觉地把历史小说创作看作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他曾坦陈自己的创作动因：“知识分子逐渐了解自己除了关心政治，还有传播知识和文化的使命，海禁…     

鲁迅：在新的视角和目光之下——读《鲁迅的选择》

在近几年的鲁迅研究界,李新宇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我虽然并不研究鲁迅,却也常常关注鲁迅研究的情况,对于李先生的文章,几乎每见必读。所以,看到新出版的《鲁迅的选择》,感觉并不陌生。这本专著集中论述的是知识分子话语、人学思想和启蒙道路等问题。毫无疑问,这都是涉及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问题。李新宇先生的见解是富于启示性的,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通过对鲁迅的解读,事实上在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定位。他告诉人们,所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它是在对传统的反叛中确立的,是在对权威的反抗中确立的,同时又…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面相、阐释与实践：近代“迷信”话语的三次建构（1900—1937）

1900—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权更迭和思想激荡的特殊时代。这一时期，由日本传入的“迷信”一词，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历经三次社会建构，而个体、群体和政党依次充任三个时期的建构主体。从“迷信”话语建构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清末新政时期是“迷信面相”的呈现阶段；五四时期是“迷信”话语的阐释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是“反迷信”的实践阶段。从“迷信”话语折射出的思想冲突来看，“中体西用”和“崇尚西化”构成知识分子认知冲突的内在逻辑，而国家权力不仅可以限定“迷信”的指涉对象，而且在舆论宣传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迷信”话语建构的历史趋势来看，其内在逻辑不以权力干预而转移方向，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调适的社会语境下，沿着既往思想路径循序渐进和逐步升华，最终内化为人们思维意识和语言表达的一部分。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1928～1929：新文化运动的两场保天战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鲁迅等人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之间的冲突;一是胡适等人与新生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长期以来历史叙述的政治视角,胡适和鲁迅往往被分别置入不同的阵营,因而这两件大事也在阶级论的目光下获得了教科书上一再重复的解释。但是,只要超越唯阶级论的狭隘视角而以现代知识分子自己的目光看取这段历史,就不难看到,它是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面临严重威胁时进行的两场保卫战。鲁迅和胡适在不同的战场上,却共同守护着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     

“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萨*查特吉曾呼吁印度人民建构"我们的现代性":他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引申出他自己的现代性定义.所谓启蒙或进入现代世界,对查特吉和康德来说,便是不再听命于别人,而是从当下的主流思潮中退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摆脱霸权话语的制控.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常常显得精神上缺乏成熟,尚未启蒙,他们常常是摆脱了过往的权威,到头来又仰赖当下的权威.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尤其如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性轨道.他们所代表或鼓吹的现代性实际上不外乎是一个西方老故事的中国翻版.这个故事的内容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解体、经济市场化,无视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建构查特吉所称的"我们的现代性",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梳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遗产.建构"我们的现代性"必须首先同时从内部与外部批判主控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家应该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构想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自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历史中吸取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资源.     

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一个建构民众知识世界的分析视角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的流动与社会化成为社会学领域日益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引入知识旅行与再生产视角,用以解释在转型时期不同群体存在显著“认知”差异的背景下,知识新陈代谢的微观社会化过程。通过引入民国时期社会教育路径下“现代”知识大众传播的案例,以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出版的《民众教育季刊》和《新民》杂志为例,探究知识分子对现代民众知识世界的建构。研究发现,知识分子通过“实验”和“民间文艺”这两个核心话语建构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为推进知识旅行作好铺垫。与此同时,在行动自觉指引下,知识分子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渐次落脚于社会教育的大众实践——建构大众话语范式下的“现代”知识。最终,“现代”知识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逐渐从研究层面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完成知识旅行。由此出发,可将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日常生活知识建构的一个分析工具。     

后现代主义的民主批判与重构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其在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批判中,形成了全新独特的后现代民主路线图,包括置人的特性于民主制度设计的首要地位;反对人的专制与独裁思想;反对法律、法规、规范、普世制度等具有权威性的制度规范与霸权话语;对权力的制约应扩展到所有领域,不能囿于国家统治权;走日常民主、话语民主之路。     

卷首语

不平静的２００１年过去了。过去的一年里，《社会科学论坛》得到了广大读者、作者和各界朋友的支持、关心，我们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新的一年里，《社会科学论坛》继续坚持 “学术、思想、文化” 的宗旨，研究真问题，坦言真心语，表达真思想。虽然她在众多人文社科刊物中还很幼稚，但不因其声音弱小而失却真实；不因其作用微薄而放弃责任；不因其水准尚浅而停止探索。 在社会变革发展的今天，中国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如何应对．解决，怎样建设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文社科环境，构筑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所有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失控的革命话语——梁启超革命观的十年嬗变(1898-1907)

在1898-1907年间,梁启超的革命观在激进与缓和之间经历了曲折转变,但是,随着其革命思想传播而激化的革命热潮,却在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群体中不断传染和转化,反而不以他思想的嬗变而消减。梁启超革命思想在观念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反映了知识分子虽能通过革命话语的创造吹响舆论界的革命号角,但却难以控制革命话语在社会领域中的转化,以至于无法在革命的漩涡中寻找一种可以替代激进、煽情革命论的话语。这期间,尽管现实之痛让人们忘却先前革命带来的创伤并驱使人们召唤革命的再度降临,但梁启超对革命模式的摸索及其失落却逐渐地为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铺设了一条愈发清晰的道路。     

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考量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以启蒙为导向的现代性追求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中曾产生过强烈而持久的激励作用,并被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教育是一种现代与传统、交融语境中教育主题的独特书写。     

传统法律观念与现代法律意识冲突探析

传统法律观念与现代法律意识的冲突中表现在重人治轻法治、重义轻利、”轻诉避讼、重刑轻民、重官轻民等观念上。其原因在于儒家法理思想在封建政治法律制度中居统治地位，以礼为依据的各种家法、家规被封建国家所承认，上升为法律，过分强调人的作用，忽视法律的作用，忽视个人的法律地位等。解决冲突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有：建立完善法制建设的系统工程；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树立人民主权思想，维护法律权威，保障法律实施。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虚无主义

文化之于人犹如水之于鱼：人往往知道自己具体的在，而并不了解自己作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犹如水）的在．我们中间有人关心自己何以这样想和做而不那样想和做，因为这牵扯到我们的文化背景。这样做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它会使人怀疑到我们赖以生活的基本准则，倘若生活的基本准则被否定掉了，我们将会陷入无穷的痛苦的深渊。试图做这样尝试的人，多是我们中间那些不知趣的人，他们被一种外在于自身并且高于自身意志力的力量所吸引，为我们的社会承担了这种苦难，从而为我们从一个未知的世界争取到了更多的思想材料，这些思想材料之所以…     

心中的“风景”——夏衍论

本文意在透过我国现代电影的开拓者、左翼文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夏衍的回述性文字 ,关心并探询个人、人性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旅程。认为对于夏衍一代知识分子说来 ,虽然不能不承担有良知的现代中国人的无可逃避的命运 ,但有心灵来支撑 ,有所思有所知 ,结合较长距离的历史透视 ,坦承剖示 ,为百年来动荡的中国史 ,为现代中国电影史、文艺史 ,留下一份心灵的“风景”与思想录 ,是有本质意义的     

知识分子的流浪和业余精神——读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爱德华．W．萨义德，这位巴基斯坦裔美籍文学批评家，因其双重身份，对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特点以及知识分子的特质和权威的关系都有自己的体认和独特认知。在其《知识分子论》中，他站在理想和现实的立场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的审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