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族共漕:清代地方基层的一种漕务应对实态

漕制,在传统社会当中是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重要国家制度,尤以明清两朝为盛.明末,漕运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摊派、腐败等.清代所延续的明代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实际是整合了明末各种摊派后的结果,给基层民众所带来的负担颇为繁重,作为“天庾正赋”的漕赋则更加如是.清代基层社会民众对于漕务的主要应对实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积极完漕;二是极端抗漕;三是消极拖逃.近年学界对于抗漕与漕粮拖逃的样态关注相对较多,因为碰撞冲突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社会结构的动态.而对于地方基层多数民众如何完漕及其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事实上,合族共漕可以说是清代地方基层社会的主要漕务应对实态,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样态:一是通族共漕,即能以一族之力应对;二是联族共漕,即多族联合应对.基层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得以突破困境进而求得发展,同时也在较长时期内维护了地方基层乃至整个王朝社会的稳定.     

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

清咸丰五年湖南率先实行的湘潭章程在清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湖南钱漕改章的先导,而且深刻影响了东南有漕各省改章的进程.但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与主纂光绪<湘潭县志>的王闿运所记却大相歧异.今人论及咸同之际有漕各省改章这一重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事情的原起--"湘潭章程";对"湘潭章程"的定性与评价,学界则有"裁减漕赋"和"裁革部分浮收"两种观点的对立.事实上,"湘潭章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变通漕运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明代中后期黄河治理过程中护陵保漕方略的失衡及影响

明代前期黄河治理以保漕为中心，实行北堤南分的治河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张秋运河的安全，却使黄河中下游河患由河南转向山东、南直隶境内，淮泗地区受灾，明祖陵、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开始受到洪水威胁，护陵政策提上日程。护陵政策作为一项政治方针，要确保“龙脉”不损，“王气”不泄，维护皇权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政策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护陵策略的施行使原有治黄方略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治河者从保漕任务转向护陵、保漕兼顾，从而陷入政治、经济两大掣肘，左支右绌，最终导致河患加剧，治河遭遇瓶颈。区域内的百姓常遭水灾，经济凋敝，流民四起，动摇了皇朝的统治根基。明代中后期护陵、保漕方略影响了黄河治理、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稳定等多个方面，折射出人文政治因素在治河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文官势力的崛起与美国政治结构的潜在危机

美国文官具有任职时间长,掌握专门知识,垄断信息和资料等各方面的优势,特别是由于行政与政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文官集团可以利用其扩大影响.而政治结构的特点如多权力中心,以及社会结构的特点如利益的分散.则为文官由单纯的政策执行者变为实际的决策者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所以.文官势力的膨胀既是美国政治结构演变的必然产物,同时又使这一结构面临挑战.使得如何对这一集团加以控制.成为现代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

明代,运送漕粮的漕船经常在运河上遭遇风浪,导致漕船被损坏,漕米被漂失。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漕运人员为图谋不轨而假捏漕船漂流,明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规定,如勘查漕船漂流的规定、漂失漕粮赔补的规定、对相关人员的处罚规定。     

以人力资源为中心的政府再造:加拿大跨世纪文官改革之经验

作者在台刊《中国行政》总６５期上发表文章指出 ,加拿大的“文官２０００”行政革新法案以创造一个顾客导向之企业化政府为目标 ,但它与英美行政改革最大不同的是明确地指出其文官团队是政府的最大资产 ,整套行政革新方案是以发展人力资源与改变组织管理风格为中心而设计。本文追溯加拿大文官改革法的起源 ,并探讨其中心精神对加拿大公共行政所造成之影响。我国亦可从中吸取以下重要经验 :政治领导人物须表示决心 ;改革必须与政府的经济条件配合 ;人力发展的重要性 ;公务人员行政伦理的培养 ;重要族群的参与 ;沟通与宣传改革的重要性。以人…     

明代法定漕费的形成与使用演变——兼论明末清初私贴额定化过程

明代中央法定漕费分为尖米、耗米、脚米、席木四类,这四类漕费产生于不同的运法中,起初主要用于运输盘剥之用。成化年间,明政府为了保障漕粮足额交纳,额定了进仓耗米的数额,史称"起米"。弘治年间,为了方便旗军沿途使用,明政府将尖米与耗米合并后,再将其分为随船耗米与轻赍银两部分使用。随后,又将随船耗米分为加耗、起米、船耗三部分使用;轻赍银则分为盘剥、完粮、扣省、羡余四部分使用,这种划分方便了政府将部分漕费转化为财政公用。至于脚米、席木等,则多用于修仓、修船、修河等,与起初的用于苫盖、铺垫、雇船等迥异。随着上述法定漕费不断转化为财政公用,加之仓弊愈来愈重,旗军严重缺乏用度,不得不勒索纳户以自救,形成了耗外加耗的风气,史称"私贴"。为了平息军民在私贴上的纷争,地方政府不断将其额定化。清鼎立以后,在损益额定私贴的基础上,形成了"漕赠"等名目的法定漕费,随后漕赠又被转化为财政公用,于是新的另加兑费层出不穷。     

西西弗斯陷井：道光年间南漕改折的困境

道光时期,中央财政极度危机,京师粮储左右支绌。传统的漕运体制长期成为糜费国帑的最大漏巵。仅每年漕粮的直接运费即超过中央财政收入的40%,为维护运道所花费的国库银两又占中央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附着于漕粮的加征加收,更成压倒有漕八省百姓的重负巨弊,风起云涌的抗漕民变与士变随时可能成为葬送清廷统治的风暴。此时,南漕改折成为解决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危机的途径之一。然而,清廷并不愿通过屡屡被证明为极度有效的市场途径,不愿放弃、甚至规范权力,依旧迷信权力的万能。在此前提下,朝廷的改革思路是最大化地寻求财政收入的增量,地方官员则视既得利益作为不变的存量。这样的改革设计无疑只会进一步加重百姓的负担,造成鸡尽卵绝的后果。因此,道光时期的南漕改革方案,更像西西弗斯之石,耗费无数精力被设计出来,只是为了徒劳地再回到原点。     

论日本防卫决策制度的嬗变:由“文官统制”至“文武均衡”

二战后的日本汲取军部"暴走"的历史教训,以国家政治层面的"文民统制"及防卫部门内部的"文官统制"对军事力量进行双重约束。其中,作为中央省厅的防卫部门由两大人员系统组成,即由文官("西服组")组成的内局系统和由军人("制服组")组成的幕僚系统。内局文官的权限与地位长期高于幕僚军人,从而形成了"文官统制"的防卫决策制度。近年来,随着政治大国化进程加速以及"用兵"需求日趋突出,日本逐渐确立了"文武均衡"的新制度框架。与之相应,日本防卫决策过程中军人地位明显上升,政治家的管控能力则相对下降。     

论文官群体在20世纪英美两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本文从对政党政治的"超脱"、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和对社会利益的"调和"等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了文官群体在20世纪英美两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作为英美两国民主政治两大支柱之一的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不仅解决了此前由于两党轮流执政而带来的政府官员大换班和政治的周期性震荡、政府工作的无序、行政的低效及政治腐败等问题,同时伴随20世纪英美两国历史的演进及文官制度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在这一制度保障下的文官职业群体,由于其地位和身份的特殊性,则对英美两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试析《落洼物语》中侍女阿漕的形象

日本古典文学中涌现出了很多侍女形象,其中之一便是《落洼物语》中的阿漕。阿漕是《落洼物语》中的副主人公,她贯穿于全文,特别是卷一和卷二中更是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大显身手。她救自己的主人———落洼于困境之中,为了自己的主人展现出一种与其身份不相符的、在其他平安物语中少见的活跃。可以说正是这种颇具特色的活跃才凸显出阿漕对自己主人的忠义,并且阿漕的这一忠义形象对后世也影响颇深,成为"忠义"侍女的代表人物。     

行为约束体系与美国文官的职业道德

本文从行为约束与职业道德的角度,就人格标准、职业规范和政治角色等三个方面对美国文官群体进行了综合考察.笔者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文官的行为约束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独具特色的体系.但是,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这一体系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道德要求和法律约束都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因此.对文官进行人格标准控制的结果,实际上是文官行为的表面规范而不是道德的根本升华;其次,对文官"忠于国家"和"严守机密"的约束,不仅意味着侵犯宪法赋予文官的言论自由.迫使文官逐步蜕化为一个不具备完整人格的群体,而且意味着腐败现象被大量掩盖,从而导致政治的黑暗;最后,在要求"中立"的前提下.文官的政治行为实际上遭到了过度的限制,其结果是文官政治眼界的狭窄与行政能力的下降.     

北宋文官政治与熙丰党争

本文从剖析北宋文官集团的社会心理和行政管理入手 ,认为北宋文官政治具有两大特性 ,其一 ,矛盾的复合性格 ;其二 ,低下的行政效率。这两大特性使得文官政治成为党争的源泉和推进剂。而在此制度背景下展开的王安石变法难免陷入党争泥潭 ,终至新法尽废而互讦不已。     

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

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有密切关系,作为首任转运使的裴耀卿,对漕运曾经作过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同时联系有关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论述.(一)在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后,开始有漕运和管理漕运的官吏.能够知道的,如汉代有护漕都尉,晋朝曾设督运御史.隋置募运米丁,漕转关东汾晋之粟供给京师,但是漕官阙如.总观隋代以前,漕官还不是一种常设的制度.到了唐代.漕运大为兴盛,才常设转运使     

现代美国总统行政权来源及其制约因素解析

美国总统行政权来源及其制约因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从行政属性上来看,美国总 统是政府行政首脑,其权力来源包括宪法授权和政治实际衍生两个方面;其次,从政府权力制衡原则上来看, 美国总统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限制;最后,从政治与行政之间关系来看,美国 文官身份地位的确立和权势膨胀,也构成了对总统行政权的挑战。职业官僚集团的兴起,既是常任文官制度 建立而在法律层面实现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产物,同时又是现代美国政治制度演进而导致行政扩大的必然结果。     

孜孜以求 焕发新声——评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

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状况,学界常常用"由附庸蔚成大国"来概括,事实也确实如此.而人们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的评价则大多以"滞后"而论之.创作与理论为文学的轮之两翼,缺一则不可.     

论闽方言及其演变

闽方言如何形成及何时形成,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但采用地名相关分析法和字音分析法对现有认为闽语当是由吴语演变而来的证据进行再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均不难归集到支持"闽语是由吴语演变而来"和支持"闽语是由中原语演变而来"的证据.双方证据相对均衡,从而并不特别支持"中原话为祖父辈,吴语是父亲辈,而闽语当属儿孙辈"之说法.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