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止于县政＂为乡村治理留下了相当的＂自治＂空间,乡村精英人物顺势担负起了这一职责。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国家权力逐渐深入下沉到乡村社会基层,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和资源获取,因循这一现实,乡村精英人物也不断受历史的裹挟发生演变分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百多年来,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经历了如下转换：从乡村精英地位和功能的研究到乡村精英角色的分类研究再到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研究等逻辑嬗变过程。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乡村精英与农村发展

乡村精英历来是推动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对其研究相对不多。文章从乡村精英的性质、特点及作用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力求对如何更好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有所探讨。文章认为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是精英的本质属性,能够作为村民的榜样和模范,给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是其社会属性。为了更好地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应该改进体制,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作用,发挥乡村群众的巨大力量。     

混混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评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乡村江湖》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的描述,揭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基础及地方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混混借助国家转型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渗透到基层治理中,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精英,开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分享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国家资源输入未取得预期政治效果,相反却使得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降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     

乡村治理过程中"精英俘获"现象及其防范研究

乡村精英历来是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精英俘获却成为导致乡村治理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该文从精英个体和精英村庄两个层面出发,研究发现精英群体在"基缘维、间距维、交频维、信传维、助行为"的关系上更易结盟而诱发精英俘获,是乡村治理过程中精英俘获资源的主要行动逻辑。该文认为,国家政策的统一性与基层执行的灵活性、地方政府对精英的依赖性、精英本身的自利性、村民的容忍性、乡贤"报本反始"精神的内生性、定点帮扶干部地位的重要性、中心村建设的必要性,是促成精英俘获现象发生的主要机制,并从运作制度的创新、监督程序的强化、考核模式的转型、公共精神的重塑与精英价值的修复五个方面探寻防范精英俘获的路径。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乡村社会规范与乡村治理精英

乡村社会是现代法推进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领域。本文试图从日常生活中关于养老协议的个案入手,通过对乡村社会及乡村社会中的规范的简要分析,着重探讨乡村治理精英这一群体在国家制定法向乡村社会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成为依靠力量之一的可行性。     

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当前"乡政村治"格局主要受土地制度、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基层自主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行政化、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乡村精英外流等诸多挑战。因此,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成政府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乡村文化精英对旅游发展话语的响应——基于安顺屯堡周官村的研究

为考察自上而下的乡村旅游发展项目在基层社会的实施效能,乡村各行动主体的适应策略成为研究的重点,但作为透视乡村文化场域变化的切入点,乡村文化精英的反应行动在以往研究中多被忽视。本研究以贵州屯堡周官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自上而下的旅游发展话语渗入到乡村社会,改变了传统乡村文化场域,乡村文化精英在积极迎合政府话语与发展项目的同时,透过制度的嵌入和关系嵌入等策略实现了自身的资本再生产,同时,乡村内部也形成多重的冲突与矛盾,其中文化代言人之间的争夺最为激烈。这背后的原因是在现代化冲击下,某些传统文化作为曾有的权威资本面临发展的瓶颈,导致基层文化精英对政府资源的过度期待与依赖,官方逻辑主导了乡村文化场域的运作。     

近代客家乡村地方精英的结构与素质探析 ———以毛泽东“赣南农村调查”为中心的讨论

长期以来,在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研究中,学术界向来认为城乡二元格局下乡村文化资源的流失难以避免.通过对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在赣南农村调查等相关文献材料分析,发现在清末民初以来的赣南客家乡村,当地乡村文化人的居留去向未有明显趋城离乡之势,基层社区的文化人在量上不是减少,反而多有增加,其地位虽较传统社会时期有所下降,但拥有知识资源的文化精英仍是赣南客家地区社会精英的主体.近代乡村精英素质的“劣化”,与精英个体的文化程度和知识素养无关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内在关系,这一群体的变化,主要是源于清末持续于民国的政治、文化上的制度性变迁.     

技术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与乡村治理转型

移动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的乡村治理,破除了精英主义的“话语霸权”和草根群 众的“失语”状态,推动着乡村公共能量场由“权威主导型”向“互动博弈型”过渡.江西赣州 Q 县S村的案例实践表明,村务微信群本质上是对乡村公共治理场域的现实映射,是乡村 公共能量场的网络再聚合.以村务微信群为代表的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强化了村民在乡 村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和在场性特征,形塑着村民的公共精神和村庄认同.而乡镇公职人 员的介入,使得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兼具“国家在场”和“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催生着乡村 治理的转型与升级.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论乡村精英与乡风文明建设——从权威与秩序的视角

在乡村社会,乡村精英对乡村秩序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新农村乡风文明的建设要重视现代乡村精英的培育。文章阐述了乡村精英对传统秩序的影响,以及新时代乡村精英的类型和作用。同时,文章分析了乡村精英缺失的原因,提出了现阶段培育乡村精英的对策。     

向超大规模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基层治理模式转换--百年乡村政治史背景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目前中国仍处于超大规模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之中,为此,农村基层治理必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提取足够的农业剩余,二是维持乡村秩序。但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20世纪前半期,在提取农业剩余方面的教训是大批赢利型经纪的产生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提取能力,并危害了国家维持乡村秩序的能力。建国后采取人民公社体制,使得国家得以方便、高效地提取农业剩余,但长期地大量抽取农业剩余,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村秩序难以维继。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基层治理模式的转换提出了要求和条件。当首先完善基层民主,在县、乡两级加强农民群众和农村精英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将使超大规模社会中的良性基层控制得以实现。     

乡村精英博弈与乡村民主的发展

目前乡村精英已经成为村庄社会中比较活跃的一个群体,但个体间存在着利益的分化,这些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博弈形式,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本文依据社会学行为视角中的博弈理论,从乡村精英内部以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博弈行为入手,分析他们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民主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

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依赖五种不同的文本,即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通过在方法上进行新的探索,可以超出国家和精英的话语,从多角度考察基层袍哥的背景、活动和日常生活。这些资料都从其特定的角度,分别描述了1940年代四川乡村袍哥的不同故事。从微观的视角,探寻四川乡村袍哥与地方权力操作的细节,能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在社会基层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是通过一些袍哥成员的个人经历,从最基层来建构袍哥的历史和文化。     

民国新疆汉族乡村社会水利运作研究

该文从水利社会的角度考察了新疆汉族乡村社会,并围绕基层水利组织、"河规"与"渠规"、水利负担与水权实现、水利与乡村社会生态四个方面,探讨了民国新疆汉族乡村社会的水利运作状况。具体而言,"河规"与"渠规"体现了乡村社会的水利运作中的公有、公众管理的准则;而在水权实现过程中,乡民与基层精英们的不平等则反映了社会的内在痼疾;龙王庙会体现出乡民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的某种畏惧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