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精英群体的赋权机制与治理功能

回顾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比较优势并非纯粹主体性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使之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赋权机制。传统社会的系统性赋权,使这一群体构成多元,治理功能强大;近代社会传统的赋权机制处于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使之呈现出混杂式的群体样态,其中经济精英治理功能凸显而政治精英式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单一的政治赋权机制使无产阶级政治精英成为主导,乡村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统治与管理特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复合式精英群体重又出现,并承担了系统的乡村治理功能;新时代承袭了上一阶段的赋权机制,“新乡贤”的政策话语为精英群体打造注入了动力,其治理功能处于新的建构之中。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欲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治理功能,优化当前精英赋权机制应成为一个努力方向。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乡村精英参与与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研究

当下中国农村,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已发生质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联结模式正在剧变。合作社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组织,从其发展的历史渊源,以及对乡村治理作用与影响的内生机理分析可见,一直都离不开乡村精英的参与。在农民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的道路上,乡村精英承担着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作用,引导社员利益理性与经济需求,发挥民主协商功效和社会资本的张力,推动合作社治理法治化进程。但是,在"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合作社治理法律实践中出现了若干困境与问题,质的规定性发生漂移,结构与逻辑也随之变迁。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促进企业家成长、优化外部制度环境、加强社员培训提高村民法治观念等具体策略将有助于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乡村电视剧与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播

当今乡村电视剧可观的收视率,不仅强化了观众对民间音乐的认同,也对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民间音乐具有地域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符号特性,使得这种民间文化资源具有能为电视剧主题服务的价值。许多民间音乐经过电视作曲者的艺术处理,已走出文化自闭的表现形式,并使其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意义与内涵。推出富有乡村地方色彩的民间音乐文化,不仅可以使民间音乐焕发生机与活力,随着电视剧的传播也能带动一个区域的文化与经济繁荣,这是一种传播学上的双赢。     

乡村精英政治参与挫折感分析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借鉴心理学家索里与特尔福特的分析方式,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精英政治参与的现状,对乡村精英政治参与挫折感困境的成因及危害进行了分析,并对消解乡村精英政治参与挫折感进行了探索。     

“后精英政治”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研究——基于万载县布成村的调查分析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由于乡村资源相对匮乏、民主机制不健全、乡村干部待遇不高等原因,乡村精英日渐远离乡村政治。这种"后乡村精英"时代的治理存在着许多风险和困境,既不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乡村民主的推行,还使得国家政策在乡村的传达和执行面临阻碍,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如何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超越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促进村庄经济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与变迁

本文旨在回顾和描述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探讨改革的原因、动力、特点及其发展走向,分析改革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为当前正在进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作者认为,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体系改革主要致力于农村基层党、政、企、村组织的分权,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及其合法性的重建.这一改革是一种"支助型"的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分权"与"重建"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不仅依然是新世纪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构成新时期乡村改革的困难.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政治传播

乡村精英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农村政治传播的重要主体。村民自治的过程,离不开政治传播。文章试图通过对农村的调查研究,围绕村民自治,运用政治传播理论,分析探讨乡村精英介入政治传播的原因及其介入政治传播的方式。     

清代徽州的民间合约与乡村治理

民间合约是清代徽州人处理纷争时惯用而有效的方式,在乡村治理中占据着独特位置。徽州地狭人众,围绕土地、山林和坟地等资源发生的纠纷较多,人们常常通过订立"封禁合约"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发生犯禁事件,且事态并不严重时,让犯禁者写立"甘服合约"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诉讼不可避免时,提起诉讼的事主们往往会订立"诉讼合约",明确各人在诉讼中的责任。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又会寻求和解,订立"息讼合约"。从徽州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在国家法控制架构内,民间合约是协助封建国家权力和法律有效治理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后乡村精英”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乡村治理潜在人才的“乡村精英”也随之流失,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出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归纳出乡村精英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底层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在分析方法层面,总结了历史比较分析、典型个案分析和统计调查分析三种路径,并结合当前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背景,指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意义,其未来的研究走向为乡村社会如何实现多元化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关系探析

通过分析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关系以及当代中国众多社会精英畸形成长的背景, 阐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形成的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而非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 指出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不但与当代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有关, 而且与中国传统的单一制政治制度路经约束密切相关. 为减少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消极影响,提出了几点改善对策.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止于县政＂为乡村治理留下了相当的＂自治＂空间,乡村精英人物顺势担负起了这一职责。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国家权力逐渐深入下沉到乡村社会基层,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和资源获取,因循这一现实,乡村精英人物也不断受历史的裹挟发生演变分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百多年来,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经历了如下转换：从乡村精英地位和功能的研究到乡村精英角色的分类研究再到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研究等逻辑嬗变过程。     

论村民自治导向下乡村精英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法定模式,致力于让村民通过政治实践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目标。由于我国乡村民主化发展程度有限,促使精英治理成为乡村自治过程中的必然。村民自治导向下的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精英治理自身存在不足以及乡村各方面发展程度有限,使得乡村精英在引导村民走自治化道路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境,这些困境相对限制了村民自治向更高水平的过渡。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精英治理自身的完善以及带领村民向民主化治理方向迈进是摆脱乡村精英治理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路径。     

中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近年来“乡村精英”逐渐成为“三农”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学者分别从政治与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进行探讨,或作整体考察,或作分散研究,或作理论阐释,或作实践调查。在乡村精英的概念与分类、角色与地位、权力结构、形成、流动以及“超级村庄”的社区精英等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讨论。但乡村精英的分类不尽合理,研究视角单一,缺乏跨学科研究的成果,缺少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之间关系的深层次考察。有必要从宏观视角思考乡村精英群体与乡村治理过程的深层次关联,通过研究后税费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的行为模式,深入分析乡村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从而凸显乡村精英研究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