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性采访与舆论监督的伦理考量

由于多种原因,隐性采访被作为舆论监督的有效手段而日益被较多地使用着。考虑到正义的目的或良善的结果,人们往往会忽视对于手段是否正当的质疑,或者采取一种两害权衡取其轻的态度。然而事实上,既然手段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不能为了正义的目的或良善的结果而滥用手段,否则,将会危及社会基本的诚信和公正秩序。     

隐性采访的法律冲突与伦理制衡

在隐性采访过程中,最易引发公众的知情权、隐私权、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权、采访权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媒体的公信力制衡和道德的非强制性约束。     

隐性采访边界辨析

本文简述了隐性采访的相关概念及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举例体现隐性采访的现实意义及存在的道德与法律问题,后运用“人道主义伦理学五原则”“绝对律令原则”“效益原则”等伦理学知识以及相关法律分析了隐性采访在新闻伦理与法律边界上的困境,最后总结了当前学界对于约束隐性采访的几点认识,并创造性地提出探索隐性采访的伦理与法律边界要靠积极向记者“追责”达成目的。     

隐性采访：左边掌声右边尴尬

隐性采访作为一种特殊的采访手段,被新闻界广泛运用,并得到了受众的欢迎。但由于其双面性,一方面隐性采访容易深入到事件的本质层面,对新闻报道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隐性采访的采访方式比较特殊,稍有偏颇,极易引发法律和道德方面的纠纷和争论。因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隐性采访并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使用隐性采访这柄＂双刃剑＂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把握好度,方能获得掌声,否则将会适得其反陷入尴尬境地。     

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保护

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隐性采访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隐性采访在舆论监督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它是显性采访的必要补充,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舆论监督的必要手段.但是隐性采访不得侵犯隐私权,不得逾越一定的界限.     

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探讨

隐性采访是非公开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收集或披露新闻素材的方式,它能真实地采访到公开方式难以获得的新闻素材,将社会丑陋现象曝光,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因而受到各新闻媒体的普遍青睐。但同时,隐性采访是否合法,作为舆论监督手段是否值得提倡的疑问也在学界存在。隐性采访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对隐性采访可以有条件地合法化,即隐性采访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道德的约束下采用,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和规范。     

电视新闻报道中隐性采访的原则

针对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偷拍和暗访现象,本文从受众和媒体两个方面,通过对电视新闻报道中所采用隐性采访手段的研究,对隐性采访及其特点、应遵循的原则和隐性采访的禁区,以及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应防止的误区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对隐性采访的一点思考

隐性采访自它出现至今一直备受争议,近年来因隐性采访而引起的公民隐私权、名誉权的侵害已经成为法律界和社会关注的问题。如何使隐性采访行走在法律规范的自由空间中,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真相,维护公众社会利益,维护公众知情权,是新闻媒体必须认真为之的重要方面。     

隐性采访的法理情多维思考

在新闻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隐性采访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采访手段，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由于采访方式、内容以及目的的特殊性，这种职业行为引发了诸多法律的困惑、社会道德与职责的矛盾、以及情感倾向的争议与思考。     

浅议隐性采访的法律限制

新闻媒体通过记者进行隐性采访 ,有利于保证获取证据的真实性和时效性 ,有利于新闻宣传同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做斗争 ,但在法律框架内 ,隐性采访既有空间也有禁区 ,新闻工作者要十分谨慎地把握采访尺度 :一、不经新闻机构的特别批准 ,记者不得自行实施。二、应当遵守《国家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国家保密法规等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 ,不得以引诱犯罪为手段 ,不得干预和影响司法审判。三、隐性采访所使用的手段 ,仅限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 ,应遵守保护公民、法人人格权的规定 ,不得以侵害被采访对象的人格权为代价     

惆怅的献祭--《纯真年代》中阿切尔的伦理选择及动因诠释

以二十世纪初的纽约上流社会为伦理语境，追溯《纯真年代》中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的情感成长历程。通过对阿切尔与埃伦七次约会的回顾，探析阿切尔在面临婚外爱情时是怎样以及为何最终做出回归家庭这一伦理选择的。阿切尔对其婚姻伦理身份的回归是惆怅的，对家庭伦理秩序的重建是悲情的，这是对老纽约社会道德秩序的一份惆怅的献祭。     

从规则伦理到德性伦理的伦理嬗变——从现代性的德性危机谈起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德性伦理出现复兴。从社会历史条件看,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中世纪的超越性道德源泉遭到消解,随之而来的道德文化未能提供相应的普遍性价值源泉,现代性的道德问题造成人们心灵无序状态,德性危机与日俱增,德性越来越边缘化,从而为德性伦理的复兴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背景。从伦理理论背景看,以功利论和道义论为主的现代道德哲学,以规则为核心,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为己任,无法解决行为者内在的心灵无序状态。人们开始不满于近代以来所盛行的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因此,德性伦理以其相对于规范伦理的优势而在西方迅速发展起来。     

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是近代先进分子的必然选择

中国近代先进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 ,前赴后继 ,苦苦探索。但只有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有机统一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后 ,才使中国走向光明和强大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奉行的是政府选择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性转换,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政府主体与民间主体之间相矛盾;政府主观预设与客观需求之间相脱节;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政府选择所形成的行政依附与民间组织的独立自主相违背。因此,在民间组织生成方式上逐步实现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路径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间组织自主性、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是提高社会自主能力,实现权力回归社会的需要。     

从科技异化到科技人化——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科技的伦理反思与道德重塑

借助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理论对近年来科学技术异化的现象和根源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科学技术应当在道德方面进行价值重塑,即从忽视人文价值的科技异化泥沼中走出来,以到达科技人性化的幸福彼岸.     

转型时期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及对策分析*--基于政府俘获拓展的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力不足,要求政府主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工作。然而,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三聚氰胺事件”、“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诈捐门事件”等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政府该如何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自主履行。政府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企业的获利动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转型社会背景下,企业获利的最佳路径是俘获政府,获取政治支持。以政府俘获拓展的视角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并根据政府俘获的动机,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如何借助企业的获利需求来推进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现状、问题与出路——基于典型地区试点运行的实证调查

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本课题组采取文献法、跟踪访谈法比较分析各地医保关系转接政策异同,访谈深圳、上海、杭州等地转接政策制定人员、经办人员与转接参保人,了解了2010年7月至2012年7月医保转接的实践进展和待解难点,最终归纳出医保转接的五大核心环节,如缴费年限互认及折算、实际最低缴费年限设置、个人账户处理方式、待遇空挡、关系绑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方案设计以及相关政策建议。     

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与中国故事——访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教授

凯瑞·布朗是享誉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2019年1月,凯瑞·布朗在访谈中谈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以及中国故事的理解。他主张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基础,植根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解中国故事,分析中国政治与全球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一部成功的中国故事,就是具有积极愿景的未来的故事,是一个信仰团体的故事,是道德正义的故事;只有植根中国历史与文化,才可以理解并解决中西方的“幻象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