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庄养心工夫的对比与融合

孟子与庄子都有关于“心”与“养心工夫”的论说.孟子说的心是“德性心”,庄子说的心是“灵台心”.同样是心,德性心通于存在本源,揭示本心本性;灵台心关注人心虚妄,开启虚灵空境.德性心较灵台心要根本,德性心涵摄灵台心.但反过来说,庄子关于灵台心的展示能化解因对于德性心的自信而带来的执著之病.孟子“持志养气”与庄子“心斋”两套养心工夫构成“持志”与“一志”、“养气”与“听气”、“集义”与“集虚”、“知言”与“传言”等正与反、实与虚的关系.如同其心论一样,孟子的养心工夫较庄子根本,可以涵摄庄子的工夫,但庄子的工夫反过来可以对治孟子工夫末流的执著之病,因此两者也构成对比与融合关系.     

论《文心雕龙》中创作主体的气论观

对创作主体之气,刘勰既从自然层面阐释了生理之气的内涵,也初步朴素地察觉到主体心理精神之气的某些社会性成分,且结合两层面有机地诠释了养气之内涵及意义。     

《文心雕龙·养气》研究质疑三题

本文结合刘勰著作《文心雕龙》“为文之用心”的中心意图重新解读《养气》篇,在此基础上,就《养气》篇的研究中关于《养气》篇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养气”的功能及作用、“气”概念的理解等三个方面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质疑,并确立了自己的观点。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心理学探讨

《文心雕龙·序志》中认为“夫文心者 ,言为文之用心也” ,这里的“文心”即指《文心雕龙》的书名 ,而“为文之用心”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部旷世之作是从作家的文学创作心理角度探讨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原则和方法的。《文心雕龙》中对文学创作心理的阐述很多 ,但主要集中在这样五个方面 :一、对“神”的阐述 ,把“神”作为文学创作心理的核心 ;二、对“情”、“志”的阐述 ,把“情志”作为主体创作心理的“关键” ;三、用“神与物游”来具体描述文学创作心理过程 ;四、以“虚静”观来具体阐述主体创造心境 ;五、主张“各师成心” ,具体阐示了主体个性心理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虚静与狂热──中西创作前心理准备理论的比较

虚静与狂热──中西创作前心理准备理论的比较张家梅作家是怎样进行创作的？柏拉图的回答是因为神助和凭借记忆。中国古代文论则把各人所秉赋的天地之气作为根源，有所谓“气之清浊”“浩然之气”等而导致作家创作个性的说法。因而，作文便是养气和运气相生相成的过程，富...     

张岱年论张载神化思想与相关争鸣评析

张岱年推崇张载，将其作为古典哲学唯物论的重要代表。早在1937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就强调张载在宇宙本根论上是一种唯物论。1950年代以后，张岱年反复阐扬张载的气一元论唯物思想，认为神从属于气，是气的一种微妙变化。张岱年也指出张载思想中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都还有唯心论残余。与张岱年不同，吕世骧、邓冰夷、陈玉森、高羽、周清泉认为张载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张载思想体系中，神是第一位和根本性存在。无论是以张载思想为唯物还是唯心，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张载思想的某些特征。张载思想中的“神”既非形下之物，也非宗教之神或主体之心，同时神也贯通在“物”与“心”之中；神是“一”,又内含着“二”的矛盾性，是变化的动力因。     

试论明清时期古代文论“养气”说的理论发展

明清文论的“养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全面发展和丰富深化阶段。这一时期“养气”说的重点集中在明道积理、读书积学和临文创作等主要方面。明代家濂等人论“养气”。提倡儒家道德修养和理论修养，有重道较文倾向。清代魏禧等人结合“气”与“才”“理”等关系论“养气”，表现出向唐代韩愈道艺双修的“养气”说的复归。何绍基等人将“明道养气”与培护“真性情”联系起来，重发扬创作个性，是传统“养气”说的深化；明代许学夷、谢榛，清李重华等人发展了宋元以来的读书积学以“养气”之论，重视作家性情品质的陶冶和艺术可能的锻炼，突出了“因性以练才”和“习亦凝真”的思想；明清文论“养气”论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向临文创作回归，沈宗骞、章学诚、林纾等人都结合文章气势的创造来论“养气”，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论"养气"说的形成与发展--以孟子、刘勰为中心

“养气”说是中国古人对学理论的重大贡献。孟子始从哲学角度论后天主体意识修养对人崇高精神境界形成的重要性，此论亦可推及艺术意义；刘勰则直接从艺术意义上论学创作中作家“蓄气”守气”、巧妙用气的重要性，并进而将自己的观点与孟子的观点合而兼论，认为作家能做到气得其养、又善巧用，创作中将会获益无穷。     

从“养气”说看苏辙的文艺思想

一、苏辙“养气”说之渊源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苏辙以“养气”为本的文艺观。而苏辙的“养气”说,其远源是孟轲,其近源则为韩愈。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乃是一种培养理想人格的方法。浩然之气,则为一种理想人格。这种气,是得之于内的,需要长期地以正义的道德观念去培养,它既不能有丝毫伤害,又不能人为地去助长,而根本的方法,在于“志”的培养。因为,“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所以,要“持     

"神""气"辨——《文心雕龙》之《神思》《养气》管窥

文章从“十三经”、《荀子》、《庄子》、《墨子》等基础文献入手,梳理先秦文献中神、气二字的含义,界定出《文心雕龙》中运用于《神思》中的“神”当解为精魂;运用于《养气》的“气”当解为人的心气和体气。对这两个字含义的明确．有助于正确理解作者本意、了解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在解读古典文献时,对诸如“神”、“气”这类常用的、含义丰富的字应多加辨析。     

朱熹文章学及其理学特点

朱熹的文章学是其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作家修养论、认题立意论、结构论、行文论、文章风格论与文道观等几个方面组成。受其理学家身份的影响,他的文章学与古文家的理论明显不同,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作家修养与心性论相联系,强调作家只有通过心性涵养来提高自己修养,才能创作出平易自然之文;二是为了文章所言之义理切于日用,强调创作平易自然的文章;三是将明理与文章写作联系起来,认为道是根本,文是枝叶,根于义理而创作的文章必然词气高妙。     

从《时文蠡测》看袁守定的八股文观

袁守定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精于术数、吏治之法。就其文学思想而言,影响较大的多部文论史著作都没有袁守定之名,但时下已有学者就其对文学相关问题的论断作过专门探讨。相比较而言,袁守定最为人忽略的莫过于其八股文思想,他在《时文蠡测》中对八股文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同八股文的正统地位及教化功能,推崇"清真雅正"的文风,强调八股文的文品与写作者人品,追求自然的篇章结构,批评当时不良的学风。     

周文小说风格论

周文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优秀的青年作家,其小说的文字总量虽不算丰厚,但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时代背景、地域条件、主观精神多方面的交叉融合是其小说冷峻叙事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时,周文小说鲜明的风格特征综合体现在其题材选择的一贯性、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以及冷静客观的表达方式中,从而标志了作家写作的成熟。     

闻一多诗歌创作浅探

闻一多的诗歌内外兼修,既注重"内的原素"("幻象"、"情感"),也关注"外的原素"(声、色),同时还在自己的诗歌中倾注了诗人特有的精神质素。从《红烛》到《死水》,乃至他1930年创作的《奇迹》,我们不难发现,创作主体内部纠缠着的"纯情"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下,诗人所承受的苦闷的精神重压,也正是这种重压造就了诗人的创作成就。     

路遥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的互动

路遥的编辑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山花时期＂是1971年至1973年,路遥编辑诗集《延安山花》和文学报纸《山花》,它们都产生于文革期间文艺创作非常活跃的延川县;＂延河时期＂是1976年至1982年,路遥因文学才华的出众被分配至《延河》文学月刊担任小说编辑。1982年路遥成为专业作家。路遥的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互相促进,使路遥成长为全国知名作家。     

内容的“残缺”与文学经典化生成———以老舍作品《济南的冬天》为例

从老舍散文《济南的冬天》的诞生机缘入手,探究该文内容“残缺”与语文教学阐释“误读”之间的关联及这一过程所带来的《济南的冬天》的文学经典化形成,可以窥见老舍散文以至现代文学作品进入解放前后国民基础教育的历史契机.老舍与语文教育的相遇,最初得益于其作品“俗白”而又“艺术化”的语言,而老舍及其作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契合,则是其能够进入教材的根本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作家及其文学作品“长期被纳入学校课程和课本,通过教学和知识传授得到普及延续”之后就又强化了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生成.     

一个浪漫行者的“单独”之旅——读许辉“单独”系列散文集

作家许辉以独行者的姿态遨游于江淮大地之上,创作出五部“单独”系列散文随笔集。文章试从作家的文学个性和文学境界出发,通过分析其自然诗意的品性和精神生存的最终归属,探讨了其散文创作的情感脉动,以揭示其“单独”的真正内涵。     

试论文璧降元问题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胞弟文璧在宋亡后降元,后人对他褒贬不一。宋亡前,文璧是个合格的忠臣孝子。宋亡后,他为保护文氏家族,弥补文天祥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被迫降元;对此,文天祥内心虽有矛盾和痛苦,但实际上已经予以默许。文璧降元固然是对宋朝不忠,但也不必深责。因为在元朝统一中国后,历史任务有所改变,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必再以是否忠于宋朝为标准。文璧在出任元朝地方官后,为保护南宋遗民、恢复战争创伤和安顿文氏族人尽了全力,对元初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他仍是个值得肯定的人。     

黄裳书话：隽永凌厉间的书写

黄裳是当代书话创作大家。在他的书话作品中,或用现代随笔式的写法,或用承接传统流绪的题跋之法,为读者讲述了他和书、书友之间的情谊,展示了他所寓目的书籍的风采。在这些文字中,不仅体现出他强烈的书话文体意识和创作理路,即话古籍谈往事不离现实;而且彰显出鲜明的创作特色,即通达之中满蕴凌厉之锋,书卷气中传达隽永温情。     

汉语语境下“教学”意义的本质特征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