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私交与对金态度——胡铨、周必大的乡邦唱和

胡铨与周必大是南宋时期江西籍著名的士大夫,二人皆是吉州庐陵人氏,胡铨为周必大的乡邦长辈。胡、周之间过往密切,周必大的文集保存有大量与胡铨及胡氏家族在乡邦之中唱和的诗作,这些诗作反映了江西诗学的趣味、私人的交谊,还涉及对金和战的政治态度,展现出周必大在乡邦生活中追随胡铨诗学取向、与之保持亲切交谊以及回避彼此政见分歧的姿态。     

周必大与范成大诗歌创作比较研究

周必大与范成大是南宋时期同时代的具有典型性的两位诗人。周必大诗作多交游唱和,范成大则以田园诗名世。周必大位居宰相之尊,领衔文坛,交往基本覆盖南宋中期整个文坛,交游唱和之作构成其诗歌创作的主体;范成大以写实诗见长,如田园诗。通过对周、范二人诗歌创作的比较,探讨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为今后系统性的探究二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杨万里诗歌创作美学原则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与陆游等被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诗歌创作风格多样,尤以别具一格的“诚斋体”为人所崇重。全面考察杨万里的创作,不难发现他有着系统的美学原则,而这些美学原则正成就了“诚斋体”的独特风格。     

杨万里各诗集创作时间考证

杨万里一生共有诗集九部，这些诗集先后作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至开禧二年（1206）五月之间，依次体现了他不同阶段的创作特点。对各诗集的创作时间做具体考证，可更清晰地把握“诚斋体”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观照出杨万里文学思想演变的轨迹。     

从明淡生堂抄本《周益公文集》所收祭文重读被余英时先生误读的诗歌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宋绍兴二十一年进士,淳熙七年任参知政事,十四年为右相,十六年迁左相.他曾一度获得孝宗信任,被朱熹等人寄予厚望,以图通过他实现得君行道的理想,因此,庆元党禁中他被列为党魁之一.周必大著有<省斋文稿>、<平园续稿>、<二老堂诗话>等,身后由其子校刻成<周文忠公大全集>二百卷.全集卷帙浩繁,至明代已鲜有完帙.现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欧阳NCF4B刊本<庐陵周文忠公全集>最为通行,此外还有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和其他明清抄本.     

周必大、朱熹与吕、范解仇公案——兼论南宋政治上的调和思想

由欧阳修撰写《范公神道碑》而引出的范仲淹与吕夷简解仇公案,在南宋庆元年间引起了周必大与朱熹之间的激烈争论,前者认为吕、范始终未曾解仇,后者则坚持两人确有解仇之事。但周、朱两人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对是否解仇进行事实判定,而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关于党争的政治思想间的交锋。周必大在政治上信奉调和思想,坚持朝廷用人当不分党派,兼收并蓄。朱熹则主张政治的首要之务在区分"君子""小人",坚决反对两者杂用的调和倾向。在整个南宋时期,两种思想皆不乏追随者,但总体上看,周必大所代表的调和思想获得更多青睐,调和构成了南宋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南宋《九经直音》俗读“入注三声”问题

南宋《九经直音》俗读“入注三声”问题李无未一《九经直音》是南宋宁宗时出现的一种主要采用直音方式为九部儒家经典著作注音的文献。它的作者为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孙奕。因为“取便童蒙”,其音注渗入了许多俗读成分,由此,它成为今人所关注的研究宋代语音的宝贵资...     

陆九渊荆门之政功不可灭

陆九渊生活在南宋时代,民族矛盾是南宋社会的主要矛盾。绍熙二年,陆九渊“拜之任之命”是忧国忧民的壮举。指控陆九渊“镇压农民起义”所引事实不足为据,把“捕逃卒”与“镇压农民起义”相提并论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陆九渊知荆门军,备战练兵、建立保伍、整顿税收、移风易俗,功不可灭;陈九渊一心为民,“爱人利物”的精神令人敬佩！     

杨万里“诚斋体”的理学意蕴

杨万里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理学家。他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形成了“活泼自然、饶有谐趣”的诚斋体。诚斋体自然而然的受到了理学的影响，是杨万里诗学与理学的完美契合。诚斋体的形成与理学中所提倡的“活处观理”“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有密切地联系。     

周必大与范成大交游考述

周必大是南宋前期的著名宰相、文学家和学者,在当时的文坛居于领袖地位,范成大是"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执诗坛之牛耳。两人交游四十余年,诗词酬唱,书信往还,共同反对近习擅权,惺惺相惜,情谊深厚。文章试图全面考述其交游情状,探究其思想变化轨迹,以推动南宋前期的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山水清音 庐陵情怀——读周必大的故乡山水诗

周必大虽然是南宋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但他一生著述颇丰,诗、词、文各方面皆有建树,在其六百多首诗歌创作中,相当数量是描写故乡风物的,体现了周必大长年在外为官,但时刻眷恋着故乡山水风物的游子深情。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

作为宋元变革论系列实证研究的组成部分,本文具体提出杨万里这件个案,通过解读其书信,考察了包括退任者在内,高官显宦在选人改官过程中的种种活动。维持家声与利益相牵,让杨万里这样清廉的官僚都使用了"内举不避亲"的借口,为子嗣亲朋的仕途升迁挖空心思地求荐。这些活动,显示了理想的制度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发生极大的变异。由此一隅,可以观察到中层以上官僚荣耀背后的辛酸,以及选人这些大量的下层官僚奔竞于仕途的艰难。这种状况使我们看到,宋朝的政治家们在制度设计上苦心积虑,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科举的公平,为普通平民百姓敞开了一扇通向仕途之门,但却在下一道程序中,事实上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士族政治。异常严酷的仕途现实,导致多数士人绝望而却步,逐渐形成士人流向的多元化。透过这件个案,我们可以窥见到促成宋元社会转型的多种因果关系之一项。     

校谱之风与南宋典雅词派的兴起————从曲谱流传角度看词派形成的音乐背景

南宋校谱之风始于孝宗、光宗间（1183—1194）,而于理宗、度宗间（1225—1267）达到高潮。校谱多以达官显贵家为聚集中心,如四明史家、临安张家及广陵张家等,乃由贵家牵头而由门客、雅人做具体校谱工作,性质为私家校谱而非官修。所校之谱多隐晦其来源,但都有以旧谱制新谱的共同特征。校谱之风对南宋中后期的词学发展影响深远。如四明史家所校“清真谱”凭借史家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影响而成为南宋中后期词风转型的“激发剂”,杨缵《圈法周美成词》则巩固了词风转型的成果并促成了南宋典雅词派的最终形成。校谱不仅团结了大批词客、雅人相与切磋音律、探讨词艺,并且因校谱而逐渐形成了旨趣相似的词法。     

杨万里性论的儒学构成

杨万里气学由性学涵衍、又与性学界别,正合乎张岱年先生所论“杨万里,可说是南宋初年独立的思想家,但也与程门有一定联系”。杨万里气学优游于宋代理学的理、气、心、性之间,而出乎性学,提出了“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阴阳亦可去矣”。杨万里性论在面向人间世和立足气本的同时,进而论证了他的性论是“三才体用不息”的道、善、性在体、用、质三个方面的反映。杨万里论性区分内、外,他是看到了性的内在超越和外在客观性的,由此将他自己的性论从善恶论、性本论中析离出来,就不能不是南宋理学有特色的一族。     

论周必大的军队建设思想

周必大作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虽没有完整系统的军事著作,但他助政四朝,执掌枢府五载,围绕南宋中兴图强这个思想宗旨,对军事问题多有论述,散见在其文集中。他关于军队建设方面的主张表现为选用将帅和激励军士两大要点。他所提出的"精择"下"久任"的选将观以及"优恤"下"严训"的励军法,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水经"引路武陵拾珠--杨嗣昌<沅水风光组诗>述论

杨嗣昌《沅水风光组诗》共 1 1首 ,写于乙丑 (1 62 5年 )冬日舟游沅江之时。该组诗展示了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尾闾部分 1 30公里左右两岸的秀丽风光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抒发了作者对家乡山水的热爱与对隐居生活的流连 ,意境清新明朗 ,风格隽永典雅 ,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周应鳌为任吴川令时期的事功——以清代《吴川县志》为考察对象

明代吴川县令任职线索清晰，周应鳌于万历二十五年到吴川县任，至万历二十八年湖北公安人呙邦永继任，历时三年。周应鳌三年吴川知县之任，为吴川留下了一笔十分值得珍视的财富。其卓越的政缋，堪称古代地方官宦为政一方的范本。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沈复晚岁行踪系年考

《浮生六记》作者沈复晚年的行踪一直不明。但从一些文人的记载中，可以推导出沈复45岁后的大致生活轨迹：45岁随清使节出使琉球，47岁到48岁退居故里，49至60岁馆于如皋，61岁后返回故乡并终老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