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莲府座上客 ? ———从唐人小说看幕府选择僚佐的倾向性

使府僚佐是使主的参谋与助手,在藩镇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使府选择幕僚时十分慎重。进士出身是朝廷对幕府僚佐辟署制度的最低限定,进士成为幕府首选;名士能够提高幕府声望,故藩镇盛礼争聘;文笔之士能迅速传达信息,尤为藩镇青睐;而使府对章奏表檄的重视及其传播效应,无疑会提升应用文体的写作水平。     

唐凤翔节度使府文职僚佐考

《唐凤翔节度使府文职僚佐考》是拙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的第一章。《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是为有关唐代幕府与文学专门论题研究所傲的基础工作。方镇使府文职僚佐范围,参照两《唐书》和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文,其文职僚佐中副使、行军司马在战时或边地多武人充职,此考不作细分。方镇替代依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吴表有误者随文正之,疑吴表有误,暂无材料可资补证者,仍从吴表。每一方镇名前用“·”出示,名后时间为该方镇任期,也大致是幕僚在其府的活动时间。现发表“凤翔”一章,请方家指正。凤翔陇右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兼凤翔尹,领凤翔府、陇州。     

唐代幕府武将挂文职事官、文散官官衔现象研究

受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的影响,唐代在官职设置上有清、浊之分,以清官为贵。安史之乱以后,相当一部分幕府武将会被授予一个或数个属于清官范畴的文官头衔。这种现象在唐朝中后期十分普遍。一方面,唐朝中后期,幕府武将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群体。由于专门用作奖酬军功的勋官日益低贱,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因此唐朝政府不得不拿出一些清贵的文职官衔授予幕府武将,代替勋官用以奖酬军功、安抚人心。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绥靖,是唐朝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削弱情况下的一种安抚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在藩镇的人事任免上,节度使可自辟僚属,使得一些幕府僚佐与唐朝政府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因此将中央的文职官衔广泛授予各个藩镇的幕府僚佐,使原本游离于唐朝政府之外的幕府官僚被纳入到了唐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在唐朝政府与幕府官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形式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中晚唐浙东幕府文职幕僚探述

肃顺至宪宣时期,浙东文职幕僚在高门背景及科第出身比例上均呈上升趋势,且仕途前景较好。得益于中唐社会变革尤其是藩镇辟署制的推行,浙东才吸引了大量优秀文士入幕。晚唐时期,浙东同受战乱影响,导致来自高门及有科第身份的文职幕僚较少,且仕途平淡。这时出现了以军功入仕的文职幕僚,正是唐末浙东走向军事化的体现。     

京藩之间：张全义的洛阳经营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展开

兼具京师与藩镇二重底色，是洛阳区别于其他藩镇的最大特征，这对唐末五代洛阳城兴建、节度使张全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联姻等影响深远。就洛阳城兴建而言，都洛期间建设重点是宫城，其他时期以南市附近为重点；主导者也从张全义转变为朝廷。随着张全义发迹，其家族成员普遍出仕，婚姻对象也经历了从平民之家到高官显贵和士人的转变。张全义通过联姻、辟署、推荐等方式，强化与河南府僚佐的私人关系，形成以张全义为核心，包括家族、亲属、僚佐、门吏、交游等在内的关系网。同时，洛阳都城的地利优势，使张全义在吸纳衣冠清流方面，有其他藩镇无可比拟的优势。总之，京藩二重底色给张全义的洛阳经营带来多方面影响，使其成为唐末五代历史的独特存在。京藩交错也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古代都城史的有益视角。     

论唐前期节度使僚佐的辟召与迁转——以科举学历拥有者为中心的考察

唐前期是节度使府制度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科举学历的拥有者大多是应府主的辟召而入幕的,很少主动谋求幕职,而其入幕后普遍会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府主虽然可以自行征辟僚属,但仍需通过报请的方式获得朝廷的认可。此期已经出现了为使府僚佐加朝衔、宪衔以标示其个人品位的方式,但尚未形成正式的制度。除了少数人因特殊机缘而获得较好的升迁机遇以外,大多数使府僚佐离开幕府后的迁转情况并不好。这主要是由于节度使的使职差遣性质,使得其没有被纳入帝国的职官体系与官阶序列,因而士人担任幕职的经历也就无法成为迁转的依据。     

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

讨论唐末静南军镇的政治架构。这一系统无疑有利于幕府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辖区内政治、经济的运作,既开五代及北宋政治制度改革的先河,又对唐末的政局变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

讨论唐末静南军镇的政治架构。这一系统无疑有利于幕府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辖区内政治、经济的运作,既开五代及北宋政治制度改革的先河,又对唐末的政局变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清代士人游幕的文学意义 ——以乾嘉时期士人的游幕为考察对象

清代幕府制度采用的是延聘制,与此前幕府采用的辟署制、命官制大为不同,这使担任幕僚成为有清一代士人的职业选择.幕游不仅使清代士人开阔了视野,产生了新的情感体验,而且幕游士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幕主之间等,可以交流文学经验.因此,游幕促成了他们文学风格的转变、创作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学作品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幕游使士人对社会现实有极为...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

营田是唐宋时期极为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 ,它起源于南北朝边境地区的军事耕营 ,并在唐代均田制破坏的基础上得到广泛的推广 ,渐而变成以民营为主。本文利用敦煌文书 ,结合传统史籍 ,对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营田制度的实行史实与营田使官职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敦煌早在武则天时已实行民事营田 ,较内地为早。二是蕃占时期出现寺院营田 ,为其他地区所无。三是归义军时期曾大规模实行营田 ,仅瓜沙中心地区是民事营田 ,河西其他诸州为军事营田。四是敦煌地区实行了一套完整的营田使官职体系。     

浅谈五代十国私学的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战乱不断,官学处于衰败之中.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教育几乎为私学所取代,私学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形式.但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差异,五代十国的私学发展也很不平衡,私学发展主要在南方地区.通过五代十国私学的介绍,旨在揭示其在教育史上的作用.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唐五代时期的江陵城

江陵曾作为唐代荆南节度使的治所、唐代南都以及五代十国时期高氏荆南政权的都城,对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江陵城城池的规模有所扩大,并且使用了砖城结构,添设了瓮城和敌楼,强化了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唐五代江陵城除草市之外,还有固定的市场。便利的交通,市场的发达,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无论是成汭还是高氏荆南的历任统治者都把通商作为其第一要务,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五代时期江陵城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形制及其变化。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     

论儒士在五代历史上的作用

五代是个战乱的时代,也是重武轻文,儒学式微的时代;但儒士却得到了许多政权统治者的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士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各国的礼仪制度建设,以儒学政治理念影响统治者,对君主的错误直言谏诤,努力推行仁德之政;在军事上,儒士为军阀将帅执掌书檄,运筹帷幄,化解危机,甚至统兵作战;在文化上推行教化,保存整理文化典籍,著书立说。儒士在五代历史上有重要的贡献。     

辽朝军队都监考论

辽代承袭唐五代旧制，在军队中设有都监。辽代仍延用五代已有的临时型都监、常驻型都监两种类型。辽朝所置临时差遣型都监基本与五代相同，只是对势力较大的军队会派都监临时监管。常置性都监相较五代有较大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置范围扩大，二是职权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