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历史回顾及后世小说之反动

"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东晋以来崇佛与反佛斗争的产物,后世小说运用因果报应学说为梁武帝开脱,是对崇佛亡国说的反动.     

梁武帝处理三教关系的教训

梁武帝早年即受儒释道三教熏陶,后来对三家学说均造诣颇深,并运用到个人信仰和治国理政的实践上。他虽有会通三教的可贵思想,但对三教关系又颇为纠结,力图并存三教、并用三教,但以佛教为唯一正道,最终未能平衡三教关系;又以政治的力量凌驾于众臣和百姓信仰之上,试图以佛教为国教,建立政教合一的佛教帝国,但佛教在当时并不强大,并没有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能,梁武帝也为奸人所用,导致亡国灭身,教训深刻。     

试论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兼及萧梁国家的宗教政策

历史上梁武帝广受非议的原因一是倭佛,二是亡国。然细考之,佞佛与亡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从梁武帝的一生行事可以看出,他的宗教实践经历了从家传的道教到后期的倭佛这一过程。作为虔诚的信徒,佛教仅仅是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在笃信佛教的同时,萧梁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儒释道并用,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分离的。     

“形神”不定: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面向

“形神”不定(“神”不定,形神关系不定)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重要面向.魏晋时期,神灭论者认为神是精气,形神之间是地位相等的两种实体间的合同共处关系;神不灭论者如慧远以神为灵魂,认为它是轮回业报之主体.南北朝时代,神不灭论者如梁武帝、沈绩,从成佛的根据讲神识不灭;神灭论者范缜说的“神”,主要指人的精神活动.因为两派讲的“神”不是同一概念,范缜的神灭论并没有在佛性论层面与梁武帝、沈绩思想形成实质意义的交锋.不过,他们都共享了体用思维:一方面,范缜认为形神关系是形体与功用之间的相即关系;另一方面,梁武帝、沈绩以体用范畴论证湛一不变的神明与因境而起、无明无常的心识之间的关系,在体用关系上主张体独立于用而支配着用.     

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

本文以明代史实与《金瓶梅》作比较，认为西门庆人物的塑造是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文章以荒唐、荒淫、好乐、喜商、崇佛以及太监得势、贿赂盛行，对比西门庆与明武宗的相似之处。通过考证、比较研究，认为《金瓶梅》写出了亡国之鉴，以西门家庭的没落，武宗王朝的衰亡，表现出世纪末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     

韩愈辟佛的三种形态

韩愈辟佛有破有立,其有三种形态:一是根据交游僧侣品行才华的优劣,分别展开攻击与诱归还俗;二是在物质层面警告佞佛的后果极为严重,侵伐民力将导致亡国灭身;三是在理论上破释立儒,在夷夏之辨的基础上,认为儒家之道是保持人类社会繁衍发展之大道,而释氏之清净寂灭反可引诱人群之灭绝,并发明《大学》,重建道统.     

因果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刍议——对现行教科书因果定义的质疑

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围绕因果问题曾经进行了并且还会继续进行激烈的斗争。唯心主义哲学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近代唯心主义者休谟,认为因果联系是人类的一种心理习惯,认为因果联系不是事物间本来存在的,而是人们经常看到两类现象在一起出现时,由于人们的心理倾向就由其中的一个出现必然地想到另一个的出现。康德认为因果联系只是思维本身先验地具有的范畴,是人用来整理杂乱无章的世界的一种先天形式,他认为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是人们把思维规律投射到客观事物上去的结果。马赫则认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论梁武帝的文学活动及其对梁代文坛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梁代文坛繁荣的原因,考察了梁武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梁武帝提携文学后进和组织文学活动等举措对梁代文坛的繁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指出梁武帝对梁代派别文学集团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演绎归纳的二分与结合--略论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之差异

逻辑与因明有着诸多差异.在逻辑中演绎与归纳是二分的,而演绎体系所要求的普遍必然性的第一原理,归纳并不能提供,这终令西学走入穷途.因明中演绎与归纳完美地于每一论式之中,而佛教认为并不存在普遍必然的因果规律,故因明并不存在西学的尴尬局面.此外逻辑与因明在各自认识方法中的地位及为自为他上亦不同.     

大化改新前的天皇和佛教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立即引起了崇佛、排佛之争.鉴于崇佛派与排佛派的力量相当,钦明、敏达两位天皇采取了中立旁观的态度.随着崇佛派力量的增强.用明、推古天皇逐渐显示出推行佛教的积极态度.圣德太子通过政令将佛教指定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舒明、皇极天皇修建百济寺,标志着日本国家佛教的开始,佛教最终为日本宫廷所接受.     

康德和因果问题的解决

因果必然性问题,关涉到自由(自由的因果性)和必然(自然的因果性)的关系问题.康德不否认自由和必然的同一性,只是否认了人认识此同一性的可能性.但是,康德并没有彻底割断自由与自然的联系.通过先验自由的直接联系,我们可以发现自由与必然的本源的统一性.通过这个本源的统一性,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因果问题,并且对康德因果问题解答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作出解释.     

鸠摩罗什的佛陀观——兼论其在克孜尔石窟中的反映

鸠摩罗什认为佛陀生身有灭,但法身不灭,佛的法身可以遍满虚空,可以讲经说法。十方三世诸佛皆是佛法身的化现。菩萨成佛时或阿罗汉俢证后也可以获得这种法身。佛法身是性空的,佛法身的实质与涅槃相同,是清净的实相。     

李斯的成就动机及其成败

秦相李斯以极强的成就动机和功利目的实现了其“官仓鼠”的价值追求,而功利主义取向最终又导致了自身身死族灭的结局。李斯的成败,是其成就动机使然,也是战国时期功利主义泛滥的时代精神所催生的必然结局。     

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作者认为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与高通货膨胀的双高组合，根源于高储蓄、高投资与投资效率低下的结合，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文章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数字验证了这一假说，但指出，经济年增长率的变动幅度与物价水平年增长率的变动幅度之间似存在某种因果联系，特别当经济发展达到或超出潜在产出水平时是这样。因此，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９－１０％这样一个接近但不超出经济发展潜力的水平上，是适宜的     

对“同时的因果联系”的一个例证的质疑

唯物辩证法认为,原因和结果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互相制约的表现形式之一.事物因果联系的特点是之一,就是原因在先,结果在后.也就是说,在同一关系中,作为原因的事物(或现象)和由它引起的作为结果的事物(或现象),在出现的时间顺序上是先后相继的.那么,有没有个别的例外,有的原因和由它引起的结果之间不存在时间顺序上的先后性,而是同时的呢?对此,哲学界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一种看法认为,一切因果联系都包含有时间顺序上的先后性,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原因与由它们引起的结果之间所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不存在什么“同时的因果联系”;另一种看法认为,前因后果是因果联系的一般特点,但并不是一切因果联系都具有时间的顺序性,作为前因后果这种一般情况的例外,有的     

野狐禅

学道而流入邪僻、未悟而妄称开悟．群家一概斥之为“野狐分。这里有一件著名的“公案”：昔有一老人．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答曰：“不落因果”。结果五百生为野狐身。后承百丈怀海祥师代下一“转语”“不昧因果”。老人遵脱去野狐身。（见《五灯会元》卷三）原来，佛教的“修因证果”，正是因果律的体现。老人以为修行人可以。不落因果”，恰恰陷入了“邪见”，属于“大妄语”，结果受了“野狐身之报。又有个瑞岩和尚，整日价自唤“主人公”，复自应诺。宋·意开批评他误把“识神”认为“真心”，是“野狐见解”。（《无门…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情节”绎论

情节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讨论的中心内容,这一讨论奠定了西方戏剧史上“情节中心论”。情节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历史与生活中行动的摹仿,而这一行动摹仿的内部又必然要强调其有机性与整一性,以构建严密的因果叙事链条。同时,情节结构的头、身、尾之间存在“结”与“解”,而这也正对应着“突转”与“发现”的基本技法。因此,亚里士多德推论出情节高于性格表现,也是受众能产生恐惧与怜悯心理,情感得到净化的基础。     

莱布尼茨对自由与必然迷宫的破解及其存在的问题

莱布尼茨是早期近代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难题做出最集中而系统探讨的经典哲学家,他既要维护人的自由,又要坚持世界中的因果联系以及上帝的预知和预定.莱布尼茨破解这一迷宫的关键是,从逻辑上对必然性和偶然性概念做出澄清,通过把因果联系与必然性区别开来,揭示因果联系的偶然性本质及其与自由的相容性.但是这一破解存在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对于决定意志活动的原因缺乏明确的观点,二是没有从理论上明确区分开各种不同性质的原因或理由,尤其是没有真正澄清它们在意志活动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这些问题是由他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特点决定的.     

吴越佛教片论

通过阐析吴越佛教的有关问题，认为南方在唐末五代成为中土佛教的中心乃是吴越佛教发展的重要背景。吴越受佛教各宗的影响，诸宗并立，其中，法眼宗的中心在吴越后期移至两浙．吴越佛教兴盛，浙僧在佛教上有重大贡献．吴越自始至终尊崇佛教，钱■时期崇佛，是为了在国危忧惧下求取政治与精神的出路．由于崇佛与弘法，杭州自然成为吴越的佛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