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初年的地税货币化改革实践

本文论述在明治初年的地税征收制度改革中,维新政府通过总结实物纳租制度的弊端,逐步扩大货币纳租的范围,进而实施旱田正租货币化及水田正租缴纳方式自由化等政策。政府同时辅以解禁农产品生产限制及谷物出口限制等措施以稳定米价,增加农民手中的货币,为在地税改革中全面实施地税货币化打下基础。     

康德论人类行为之“合法性”与“道德性”价值

康德关于行为之道德价值的理论为精确区分行为的道德价值层次与定位人类道德形象提供了恰当的理论框架;合法性概念为人类出自感性动机的行为开辟了巨大的自由空间,无论是对于道德法则的尊严还是人类的自由而言,均是非常有利的契机;康德严格定义了出于对道德律的敬重而行动的纯粹道德性,以作为反思标准与道德理想,对于扩展与提升人类道德生活的价值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论朦胧诗“自我表现”的历史合法性及意义

朦胧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对中国当代诗坛以巨大的冲击,表现出了与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迥然不同的审美特质和创作主张。但朦胧诗的“自我表现”并未背离了现实主义和陷入狭隘的个人主义泥潭。相反。朦胧诗强调的“自我”不仅具有艺术主体和实践主体的意义,而且符合诗歌艺术质的规定性。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因此,朦胧诗的“自我表现”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及意义。     

论公共权力的宗旨和合法性

公共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实现公共利益离不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及其道德能力的发挥。公共权力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履行其宗旨,并在合理的政治秩序下,依靠公共证明来为自己做辩护。     

从“钓鱼执法”看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可探究的问题至少包括: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进行重新界定,挖掘出其不同于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和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特性;理清影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认定权衡标准的因素,力求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最优效用;提出"陷阱取证"的合法性界限,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终目的。     

关于日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与"中国哲学"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同样,在日本学术界,关于"日本哲学"是否成立早已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而被提出并且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日本哲学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已不再纠结于按照西方哲学的定义标准"日本哲学"能否成立等类似的"合法性"问题,而是通过追索哲学在古希腊的本来定义等行为,将哲学视为人类探究普遍真理的创造性过程,从而提出了日本哲学在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反映出日本学术界对于主动参与新世纪世界哲学建设的强烈意愿。     

试析日本黑社会的“合法性”

日本强震之后,国际社会和日本各界迅速投入到救灾的行动当中,而这些救灾的队伍里有一群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山口组。他们行动迅速悄无声息就把救援物资送到了灾区,总价值超过50万美元。日本黑社会是日本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产物,也是日本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同恶势力妥协的产物。本文从日本黑社会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其具有＂合法性＂的原因,探究其发展前景,认为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其＂合法性＂只会存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日本黑社会最终将走向灭亡。     

略论“三个代表”与执政党的合法性

执政党不断寻求自身的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历经沧桑曲折而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在于它善于与时俱进地为自身寻求合法性基础。作为遵循政党政治运行基本规律的产物 ,“三个代表”思想从五个方面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了新的合法性基础 ,这一理论诠释向全党全社会重申了坚持党的领导的价值合理性。     

论为政以德对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和影响

西周政治家们用德来解释为政的资格问题,为现实中君权易位和王朝更迭寻找正当性说明,这是为政以德理念形成的源起。为政以德理念从三个层面对政治提出了具体的合法性要求,即以德配天的天命合法性、德政仁政的民心合法性和德化天下的文化合法性。为政以德是兼具规范和经验因素的合法性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追求中“和”的精神。道势两立、君师分离传统在中国的确立,使为政者无法掌控对“德”的解释权,这是为政以德不致落空的一个关键。为政以德理念引导政治符合德的要求,也起到了规范和约束政治权力的作用。     

论作为道德义务的“公民不服从”问题

本文阐述了合法权威与道德自主的悖论,分析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并最终在法理范畴推断出道德上的公民不服从与法律体系本身的自洽,最终认为,公民不服从,不仅是公民的道德义务,更应当为法律体系结构本身所包容,任何人都不应当以法律或者其他原因为借口,从而放弃道德自律。     

出租车司机劳动权保障的问题与对策——以南京市出租车“公车公营”为例

2005年南京市实行出租车“公车公营”体制,希望一揽子解决出租车行业的顽疾,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但一些深层的矛盾并未解决,如司机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等劳动权的保障问题,混淆劳动合同与承包合同以及出现了“阴阳合同”的问题,出租车公司利润下降、管理难以到位的问题等等。需要从体制上对此加以变革,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依法规范合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界定和平衡各方权益,以实现对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劳动者群体的权益保护。     

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结构性改革始终被视为解决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的有效处方。2012年末启动的安倍政府同样意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结构改革两个维度统合实施结构性改革相关措施。尽管其中不乏亮点,但因政策自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改革进程受到传统政治经济运营体系的制约,致使"安倍经济学"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一改革的失败,暴露出日本经济依旧存在政策的"妥协性"与市场的"有限性"等结构性弊端。     

“‘移步’而不‘换形’”——论京剧改革的梅兰芳模式

梅兰芳在他的艺术生涯中 ,为传统京剧艺术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做了多方面的探索 ,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移步’而不‘换形’”的京剧改革模式。本文深入探讨了这一改革模式的内涵     

论酌定不起诉决定中的被不起诉人之公正审判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酌定不起诉制度未赋予被不起诉人公正审判权,这显然是存在缺陷的。赋予被不起诉人公正审判权,是诉讼主体的内在要求,是解决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矛盾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坚持控辩对等原则的需要,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也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意旨,有利于刑事诉讼法任务(惩罚罪犯、保护无辜,教育公民)的实现。     

试论日本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

美国占领军主导的日本战后改革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导致产生这一“不彻底性”的直接原因是冷战的爆发使美国占领政策发生了变化以及美国采用了“单独占领”和“间接统治”方式 ,其深层原因是美国扮演的角色由反法西斯盟国的代表转换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代表     

论中国“大部制”改革的基础

对中国探索实行＂大部制＂的可行性做了分析和论证。认为我国实施＂大部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主要体现在改革共识已经形成、国内已有初步探索、有可资借鉴的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三个方面。     

“青红社工”建构组织合法性的经验启示

距2008年5·12大地震已经有三年多时间，地震发生之后社会各界都给予灾区很大的关注，各类社会服务组织也奔赴四川等地开展服务工作。随着灾区建设稳步推进，一些社会组织也因种种原因逐步从灾区撤离。但部分服务机构仍坚守在灾区前线，与灾区人民一道，共同克服灾后重建过程中的困难。     

论司法改革的主体模式

司法改革既是法律决定 ,更是政治决策 ,是政治决策和法律决定的结合。中国的司法改革因没有依循中国政治体制的传统和特点而导致了决策主体的缺位。这是造成目前我国司法改革难以有效推进的主体性因素。中国的司法改革必须在政治决策之后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推进。     

也说“不听”

质疑谢质彬先生《"不听"作"不允许"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一文文献证明:"不听"作"不允许"义在先秦就已出现,汉魏以来继续沿用,并不是始见于西晋。由于"听"有"允许"义,"不听"就产生了"不允许"义。     

论《老子》之“玄德”

老子所说的玄德是天地自然之道及法道者所具备的德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没有偏私地呴育万物,化贷万物而不自知,不宰万物而使其自己。老子道论要给政治和人生立一个行动的理想标准,而这标准就是玄德。老子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呼吁世人效法天地自然之道,将其玄德贯通到人世间,造就一个万类并生、各适其天的世界。无疑,这种思想可以作为我们处理现实中各种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