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海书馆译者身份认同研究

19世纪中期墨海书馆内以王韬、李善兰、管小异等为代表的华人译者与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及科学书籍,对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译学界对他们译者身份研究较少。墨海书馆的成立为传统文人转换为近代译者提供了历史契机：科举落第、时代动荡、生活所迫,他们从传统文人转换为近代译者,当时社会根深蒂固的华尊夷卑思想,使得他们无法认同自己的译者身份,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作为译者的翻译选材及翻译策略。文章从身份认同视角,整合了时代、译者、身份和文本几大因素,结合文本内外因素,考察墨海书馆译者身份认同,为译者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论晚清西学书目与近代科技传播

晚清时期,大量西方书籍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由此产生一批西学书目。这些书目著录大量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并进行科学的学科分类,对于传播近代科技知识、促使近代中国人树立科学观念、促进近代中国科技教育与近代科学学科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     

百年来自然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上)

正一、概念:西方舶来语——科学、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些名词概念全部源自西方,并在近代西方蔚为大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讲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著名世界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指出:19世纪结束时,"科学"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但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还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学革命引发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     

汉语现代化受日本语词汇的影响

在中国,最先现代化的领域是语言,在20世纪初就基本形成。而近代中国新词汇的形成发展,受到日本翻译西方书籍创译的汉字词汇的影响。日本语言在明末清初也受到中国翻译西学词汇的影响。从17世纪开始,中日都开始与西方接触,在以后的各个时期,特别是进入19世纪后,日本向西方学习优于中国,造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日本制的专业术语大量进入中国。这些术语,主要促进了汉语言双音节、三音节及四音节词空前增长,前缀、后缀的词缀化构词法大大发展,动补结构的新词大量出现,动词的名词化现象突出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提高了汉语的表达能力,使汉语成功地适应了科技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洋务运动时期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历史的引介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来华传教士文化活动的范围也日渐扩大。他们一方面进入洋务派创办的各种官方机构,如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从事西方史书编译;另一方面通过教会出版机构,把大量西方史学著作译介为中文。传教士引介西方历史的活动旨在传播基督教,但客观上促进了国人对西方历史的了解。     

谈“科学”

科学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最灿烂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科学”一词已成为一个使用频繁的术语,然而当问及“什么是科学?”的时候,却会得到不同的解答,更多的人包括那些从事科学工作多年的人,甚至回答不出来。因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人们往往不去追究其概念的。科学一词,即英语的Science,来源于17世纪的拉丁语Scientia(知识)。一般认为,是日本人西周在1870年翻译西方书籍时,用日文汉字“科”(分门别类之意)、“学”(学问)创造的一个新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的,是一个外来语。最近,武汉大学冯天瑜考证,认为中国古代即有这一概念,但意指“科举之学”,是日本人用了中国这个词还是他们创造了新词与西方词对译,已无从考证。中国古代可以与现代的“科学”意义类似、相近的词,可举“穷理”和“格物致知”。现代的“科学”一词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现代汉语词典),显然这是广义的科学概念。狭义的指自然科学,以“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定义似更为完整。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是认识未知事物或对已有理论的修正甚致否定,探讨自然界各类现象的本质属性及其变化规律。为此,科学研...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农业的贡献

1840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门户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英国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在中国进行翻译科学书籍、开展科学研究、创办学校以站稳脚跟。特别在农业科技方面,他们把西方实验农学理念带入中国,为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孙慕天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40年

孙慕天教授是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末他初涉这一研究领域,至今整整40载.在国内,他首创"苏联自然科学哲学"这一研究方向,创建了第一个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学术共同体;他率先阐发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和科学逻辑转移这一重大变化;他首倡开展比较哲学特别是比较科学哲学研究,并以科学动力学为例,对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孙慕天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自然辩证法业界学习.     

从经典科学向系统科学的转型

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揭开了科学转型期的序幕。恩格斯在总结概括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新思想。20世纪,系统科学作为一场新的科学革命悄然兴起,在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等一系列技术科学的推动下,系统科学取得了快速发展。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以及突变论等新的理论,使系统科学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主要思想流派在东方

一切哲学思想,及其体系均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表现出理论思维内容,必然受时代所制约.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英、法两国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产业革命.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本世纪50年代又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与这些技术革命相交融的是科学革命。革命实践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自觉     

略论现代中国广义政治学范式的建立

19世纪末美国政治学在学科自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广义范式具有世界性影响.中国传统政治儒学既非专业化,又缺乏科学精神,与现代政治学范式有较大的差距.戊戌变法失败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统政治儒学发生革命,现代政治学译著、论著日益精深,政治学专门人才日渐增多,严复、梁启超等在移植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政治价值观念.至新文化运动前夕,现代中国广义政治学范式已初步建立.     

二十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划界的思想及其演变

科学划界是 2 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首要而基本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 ,2 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各流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其思想演变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 :一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 ;二是从奎因、库恩经费耶阿本德到后现代主义 ;三是从拉卡托斯到科学实在论者邦格等。 2 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并未结束对科学划界问题的探讨 ,但却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必将影响到 2 1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     

中西科学传统的比较研究(笔谈)

由于中西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 ,中西科技传统有着本质性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深刻影响 ,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也使当前科学在面临大量复杂性现象时有着巨大的困惑。对中华科学传统的某种回归 ,实现东西文化的结合已成为当代国内外学术界许多学者的共识。重新审视中华科学传统 ,大力进行中西科学传统的比较研究 ,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借此可以推动新世纪世界科学和中国科学的突破与发展。     

20世纪西方学界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西方学界存在着三种观点:冲突、分离、正相关。20世纪中叶,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发生了从"冲突"论到"正相关"论的范式转变。在科学与宗教研究的科学史考察进路中,可以看到从罗素到默顿再到霍伊卡这一清晰的历史脉络。     

近代中国的科学与哲学之辨

近代中国的科学与哲学之辨,是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选择过程中的必然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此问题的认知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初期科学与哲学的划界;20年代科学与哲学的对立;三四十年代科学与哲学的分界与会通等文化现象。     

对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思考——谈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历来是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西方译学家奈达博士(Dr·Eugene A·Nida)在60年代曾有过建立翻译科学的设想,试图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明翻译问题,但未能取得成功.而后,到了90年代他则断言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笔者就奈达博士由科学论向艺术论的转变,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理性思考翻译中对“忠实”目标的追求体现了翻译的科学精神,而为实现“忠实”又离不开艺术创造,因此科学性和艺术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试论还原论与整体论的互补与共存

从 17世纪到 2 0世纪晚期 ,在伽利略、培根、笛卡尔和牛顿等所创建理论的基础上 ,出现了一种以机械论、决定论和还原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科学范式。这种科学范式的局限性日趋明显 ,在 2 0世纪受到一大批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和质疑。与此同时 ,一种以有机论、非决定论、混沌、复杂性和熵等理论原则为基础的后现代科学范式日渐成型。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分别体现的是还原论和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由于二者都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所以应使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医和西医

在科学社会学视野下,医学和人类学具有同源性,只是缘于自然环境、宗教和图腾等的差异,分化出了中医和西医两大不同医疗模式的医学流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东、西方在医学方面一直有交流,特别是在近代西医东进的过程中,西医逐渐成为了中国主流社会认可的治疗方式,而中医有赖于其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在中国继续存在.然而中、西医在理论、技术、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差异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弥合.在当今世界医学西医化的大趋势下,中医、中药学的传统魅力依然闪耀,它所保留和传达出的远古人类社会对于天(大自然)人关系的理解,仍然会成为人类医学的财富.     

The 'Problem' of Science in China

The overall ‘problem’ in early accounts of science and/or medicine in China seemed to center upon whether or not China possessed or could acquire modern Western science. Howev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re is now little debate over whether or not China has science. Yet, questions and concerns about science in China linger. The ‘problem’ of science in China has moved away from a paradigm focused on possession or capability, to that of the correct or ethic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is essay, I will argue that the shifting of the so-called problem of Chinese science reflects larger Western concerns about the definition and control of science itself, the rise of China as an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the ability to 'compete' in a global market predicated on the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试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历史意义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重温邓小平科技思想具有特别的含义。我国科技界在邓小平思想指引下,进行拨乱反正,缩短了国内外科技差距,促进了经济发展。邓小平提出的“科教兴国”思想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得到了飞速的进步,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