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长开埠与近代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岳州、长沙相继辟为商埠。岳、长的开埠,使得湖南有了直接对外贸易的窗口,其对外贸易也呈现出若干鲜明的特征。同时,岳、长开埠对近代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     

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中心

近代上海是中国之经济中心,近代中国之职业会计师最先即由此兴起。这一新兴行业的产生有极其深厚的市场及制度背景。在从业者稍有扩大之后,上海的会计师联合成立了会计师公会。上海会计师公会对于会计师社会地位之提高、职场之拓展、兼职问题之解决、行业监管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首的各地会计师公会既是会计师群体发展的组织象征,也是近代会计及会计师制度建立的重要推动者。     

福州开埠:传教士“闯入”与民众反应

通过解读福州开埠初期英国传教士施美夫的福州考察记,指出其以战胜国和文明优越的征服者姿态,依中国官府保护为"护身符",闯入福州军事禁区及当地民间,观察中国社会状况及当地人的反应,以评估开展传教的可能性。福州民众在官府压制下被动接纳,施美夫从民众表面上的温和反应,产生在福州有利于开展传教的乐观幻想,但却忽视了民众内在的排斥及儒生士绅的社会作用,其后引发绅民对外来侵害者的反抗,这是近代中西交汇之初中西"民间"接触格局的一个纽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种近代中西接触格局起初就是这样形成的。     

旅游指南与城市形象──福州近代的旅游指南研究

旅游指南在中国近代大量出现,以概要介绍城市景观为主要内容,以普通游客为主要读者.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还通过对景观有意地选择、放大和排列,建构出新的城市形象.从福州近代的旅游指南可以看到,这种脱胎于传统地方史志的文献,其写作目的已不再是营造士大夫共享的“雅趣”,而是从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重新定义地方的“代表性”景观,重构城市形象,它成了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和现代启蒙的工具.     

营口开埠与晚清东北商路——以辽河航运为中心的考察

营口开埠前,依托辽河庞大的水运网络,发展成为盛京沿海贸易重心所在。及至其开埠后,则促进了辽河航运的勃兴,辽河沿岸码头及商业城镇得以迅速发展并拓展了营口的经济腹地。晚清大部分时间里,辽河一直是营口与其经济腹地进行沟通的纽带,亦是两者之间的主要商道,初步形成了以营口为出海口,以辽河航运为纽带,通过辽河沿岸的商业城镇或码头吸纳东北内地的土货,将进口的货物辐射到内地的市场流通结构。清末,在铁路运输的冲击下,辽河航运渐趋衰落,营口发展也相对滞缓,辽河航运和营口都难以重铸往日的辉煌。     

近代康区地方精英研究综述

相对于康藏史整体发展,近代康区地方精英的研究相对薄弱,但是在康人治康、精英群体与个体等三个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在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资料上尚存在不足之处,有待于加强与拓宽。     

近代中国电报利权的维护——以1883—1884年中英交涉福州电报利权为例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就不断通过各种手段侵蚀中国的电报利权,中方为维护和争回电报利权也作了种种努力。1883—1884年,中英关于如何在福州安放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电报海线的交涉便是其中一例。在此次交涉中,当时身为中国电报局总办的盛宣怀,善于运用策略,力争将此交涉限定于公司间的商业谈判而避免其成为国家间的外交议题。两国的电报公司最终于1884年在天津正式签署《福州电线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有效地阻止了外国电报公司对中国陆地电报利权的侵占,对此后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福州电报学堂探略

清朝政府在引入电报时,曾创建了一系列电报学堂,其中以福州电报学堂为滥觞。该学堂在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中所具有的示范意义不容忽视。从办学动机看,福州电报学堂是清朝疆臣“权自我操”理念之产物,透视出的是近代国人的强烈主权意识。从教学运行看,该学堂属临时性质,无论是教学内容抑或教学手段,皆具有较强的近代性,与中国传统教育大有区别。从教学效果看,该学堂培养出的中国首批电报技术人员,为日后中国电报建设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电报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成功移植西式近代工程技术学校的先驱之一。     

近代城市管理中的社区自治组织——以福州救火会为考察中心

近代以来,由于火灾频繁,时势动荡,福州救火会成为社区自治组织,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管理,活跃于消防、赈灾、调解、治安等诸多领域,在地域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由于"合法性"不足,即便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救火会仍需得到官府的支持,而政府籍其之力,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二者在公共领域处于共生状态,随着官府权力的加强,救火会有"官役化"趋向,日见萎缩。     

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以苏南地区为中心

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批青年女性走出封闭的乡村,走向喧闹的城镇,务工经商,形成近代社会的"打工妹"群体.综合考察近代苏南"打工妹"群体的数量、自然构成、社会构成以及进入城市劳务市场的"路径",可以断定:"打工妹"人数远远超过"打工仔",形成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籍贯构成上,打工妹作为苏南农民工的主流,具有来源地广泛的特点,但苏南人占主流;年龄构成上,16岁至35岁的精壮劳力构成"打工妹"的"主力军";"做厂"和从事家政服务,在打工妹的职业构成中居于主流地位;打工妹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并不似打工仔那样具有游刃有余的"随意性",其求职之路充满坎坷、艰难.     

论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

鸦片战争后的“千年变局”是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由政策层面始,逐步深化到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近代知识精英经历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仿行和全面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探求过程。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政治探求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论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

鸦片战争后的“千年变局”是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由政策层面始,逐步深化到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近代知识精英经历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仿行和全面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探求过程。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政治探求对中同近代政治发展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政治运动与精英更替——以毛泽东时代的村庄政治为中心

西方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精英的更替与转型是大规模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但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精英的更替与转型更多的是一个政策驱动和制度变迁的产物。本文在对毛泽东时代村庄政治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精英更替类型:"运动型"精英更替。运动型精英更替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来发现、培养和选拔精英并实现精英之间的轮替和更换。运动型精英更替往往因政治运动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世代类型,其结果是运动型干部的崛起以及激进政治的形成。     

清季中国通商口岸的布局与云南省城开埠研究

清季中国已开各类通商口岸数十个,但地理分布偏向中东部沿海及沿江地区,存在严重的布局缺陷。西南、东北相对孤立,未能与中东部地区有效连接,其中西南地区问题尤为突出。四川与云南之间缺乏顺畅的商贸通道,贵州完全没有开放口岸,而云南已开口岸均在边境市镇,与经济相对发展的滇中及滇东地区相距甚远。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省城主动开埠,不设租界,自主管理,权自我操,成为中国西南第一个省会级通商口岸。省城开埠不仅促进了云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通商口岸的既有格局,优化了西南地区的商贸网络,是中国早期“西部开发”的积极尝试。     

近代中国洋务思潮论争始末——以知识精英为研究视角

近代以降,中国被迫革新,启动洋务。洋务兴起之际,最先感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不是洋务派知识精英,而是与其论战多年的保守派知识精英。他们抱着以夏制夷与以夏变夷的自卫心态,屡屡在洋务派呈请的举措上主动挑起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论争。其中,以同文馆之争、制造轮船之争、筹议海防之争、修筑铁路之争最为激烈,是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关于中西文化的首次大碰撞,体现了"士"阶层的存在本意与最后消亡,激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在论道求实中砥砺前行。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心态

人力车夫是随着人力车的引进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群体。人力车夫是上海城市的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色,研究人力车夫群体心态,可以清晰地把握其心理发展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人力车夫群体的立体了解。     

近代城市空间重组中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以江苏南通更俗剧场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在著名实业家张謇的规划下,江苏南通开始城市的全面改造工程,并开始由传统空间向现代空间转型.1919年张謇建立更俗剧场,目的是要改造社会风俗,更进一步而言是改造近代精英眼中低俗的大众文化.在张謇与欧阳予倩等的努力下,更俗剧场成为国内设备最先进的新式剧场,并邀请梅兰芳等名家前来演出,剧场成为以张謇等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规训的空间.但就本质而言,大众文化有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审美原则与欣赏习惯,他们并非全然接受来自精英的改造,而是在博弈中逐渐"习得"新的文化,但更多地雏护并延续自身的文化.由于精英们低估了大众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亦未寻找现代文明戏与传统戏曲间的有效结合,更俗剧场最终以剧场"更名"而非"更俗"结束其命运.     

论对外贸易在近代西北中心城市兴起中的作用——以兰州、西宁为例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入侵,地处内陆的中国西北地区也被迫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皮毛等畜牧业产品输出的带动下,处于西北河湟谷地的兰州、西宁受益于外向型经济的影响,逐渐兴起、繁荣并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中心城市的功能日益显现。在兰州、西宁的辐射下,区域经济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重庆开埠与近代四川对外贸易的变化

《马关条约》后,不断涌进的洋货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四川市场的商品结构,加速了四川经济向殖民地经济结构的演变,使四川日益丧失自己的经济独立性,最终沦为帝国主义经济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     

梁启超与近代女学的兴起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十分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尤其把兴女学作为改善社会和家庭的关键和突破口。在他看来,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并身体力行与一批有志之士倡导创设女学。尽管在梁启超兴女学的主张及其实践中还存在着某些缺陷,但是他为中国近代女学的兴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