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和团事件看清末中国民众社会心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进一步公开化和合法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社会地位。中国民众在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展开了反教活动,其中包括了当地士绅的支持。反教后来演变成义和团运动狂热的排外,反映了中西宗教、文化在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抗拒心理和意识危机。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利玛窦的中西文化交流之理念和价值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在中国传教期间,开展了一系列中西文化及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活动。这些工作对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学术传教"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明清两朝注入了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中国近代民众入教与传统民间信仰问题初探

基督教信仰和近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传统是严重对立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原有民间信仰组织体系争夺信众的过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近代很多民众之所以入教也和民间信仰问题密切相关。民众入教后的某些行为反映出其思想深处所潜藏的神功崇拜观念。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救助事业以实现其传教之目的。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疗、慈幼、灾荒赈济等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地践行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施救理念与模式,为中国社会救助实践树立了新的榜样。在中西救助实践的比照下,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逐渐开启了学习西方,扬弃传统的近代化之路。     

近代城市管理中的社区自治组织——以福州救火会为考察中心

近代以来,由于火灾频繁,时势动荡,福州救火会成为社区自治组织,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管理,活跃于消防、赈灾、调解、治安等诸多领域,在地域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由于"合法性"不足,即便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救火会仍需得到官府的支持,而政府籍其之力,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二者在公共领域处于共生状态,随着官府权力的加强,救火会有"官役化"趋向,日见萎缩。     

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的社会交往——以山西平鲁大河堡村为中心的考察

庙会作为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物质文化产物,与草根社会民众的信仰、娱乐、贸易、交往息息相关,是能全面反映草根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化石”。文章以近代山西平鲁大河堡村的关帝庙会为个案研究,通过对庙会这一公共空间中乡村民众社会交往的考察,透析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     

近代中国城市社区福利事业论析

近代中国城市社区存在的庞大的贫民阶层迫使国家和社会开展救助活动。商人、士绅举办的救助活动成为民间福利事业的主体 ,基督教会举办的慈善救助和下层民众组织的互助亦是民间福利事业的重要形式 ,这些救助和互助活动致使在城市社区出现了一个公共领域。国家举办的救助活动反而居于次要地位。随着以公民权利和社会互助为组织基础和运作原则的现代型救助组织日益增加 ,互助型福利成为近代中国城市社区福利事业的本质特征。     

社会与公益——浅析中国近代彩票与传统射彩的区别

晚清彩票属于中国近代转型期的新生事物。它直接参照的是近代西洋彩票,而非传统赌博在近代的演变;晚清彩票假"义赈"名号"以济善需",不但成功规避了官府针对赌博的禁令,且在价值取向上划清了与传统赌博的界限,从而使其与传统射彩区别开来。     

论近代民间宗教的政治变迁

民间宗教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共有或相通的宗教情感与心理 ,秘密结社是清中叶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间社会团体。他们在近代社会历史事件中有各种突出表现。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关系就十分密切 ,宗教与社会政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任何民间的民众的群体活动 ,尽管表现形式上有秘密结社的方式 ,但宗教无不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而发挥作用。     

近代福州基督教建筑文化初探

自1847年始,新教传入福州.随之,教会建筑也在近代榕城出现.起初由于情势所迫,这些建筑构造简单;而后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各差会纷纷建造坚实的西洋建筑;庚子教难之后,在华差会改变传教策略,决定成立教会大学,其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式.可以说,近代福州的教会建筑走过的是一条从无奈,到张扬,再到调适的发展之路.而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过程,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教会实力及建筑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传教士与青海地方社会的近代化

近代殖民侵略背景下,中国选择了近代化的道路。与内地和中心区域相比较,在落后的边远民族地区,人们很难体验和感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近代化政策推进,近代化思想观念的输入更需要凭借民间的示范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传教士作为近代进入青海的外来群体,他们的言行恰好成为这种示范榜样,传教士在青海的活动,成为这个偏远民族地区民众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接触点。近代传教士在青海传教过程中创办的医院、学校,使青海第一次有了教育医疗机构这些近代的社会设置,第一次让青海的学童接受近代教育,第一次把西方医疗观念和方法带入青海;不仅如此,传教士康国泰对青海土族的研究第一次把土族文化介绍给了世界。     

道德价值转型中的清末彩票

"尚义耻利"、"为善得福"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表述,中国近代彩票正是借助"为善"之名的"义赈"而得以产生.对于"义赈彩票",社会民众基于"君子言义"以及"乐善之心"的传统文化而给予普遍的认同,官方也采取不干涉态度;而对于以"逐利"为目的的各色彩票,社会舆论最初大多持禁止态度.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近代彩票的弛与禁也呈现出博弈之态.隐藏在这种博弈后面的是传统与近代、社会与经济的双层互动.     

平民儒学的时代境遇与理论重构

在传统社会,平民儒学承载"百姓日用之道",维系人伦,教化民众,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却使得民众成为顺化的臣民.走出近代以来的困境,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融入"中国之治"的实践进程,现代平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激扬.现代平民儒学应运而生,不仅拥有新的实践主体,理论架构也实现了革新.在现实的社会政治运作层面上承继...     

中国民间信仰里几种伐树的禁忌

中国民间信仰里的某些文化观念,虽有着神秘主义的成分,但在作用于民众心理和行动方面,又有保护山林和维护生态平衡的一面。如中国民间信仰里伐树的禁忌,是一些自古以来即存在于社会中的信仰风俗,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变迁之后,直到近代仍然在心理和行为方面作用于民众。     

近代教会历史模式的构建:以潮惠长老会为个案

传教话语模式不仅建构了近代中国教会成立前后的历史,而且确立了教会历史记录应当遵循的规则,进而深刻影响到此后教会历史的书写样式。西方差会来华传教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教会史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传教意义,这种意义从一开始已经渗入到教会历史记载和历史叙述之中。本土教会的历史叙述虽然不能完全跳出传教史的窠臼,但却可以赋予"本土教会"的重要性,从而建构不同的教会谱系,只是这一"本土"已是由西方差会定义的"本土",其自身的主体性尚待建立,以此类"本土"为视角的学术追求有可能面临基础虚空的危险。     

当代回族民间知识精英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引起的回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回族民间兴起了以阿訇和经师为主体的回族民间知识精英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这场译著活动是回族民族知识精英对回族传统文化面临生存困境的一种文化反省,是回族民间知识精英对回族传统文化的"自知之明",也是回族民间知识精英对回族民众进行的"深层文化启蒙",译著活动对回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回族民众新文化精神的培育必将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耶老对话——张亦镜的道教观

近代道教进一步衰落,由上层走向民间,对民间宗教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广大下层民众赖以依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因此,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之一是广大民众的道教信仰,他们认为道教是传播基督教的障碍,因此采取了＂耶稣或老子＂的对话模式,这种模式对中国基督徒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民国基督教著名文字传道人——张亦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批判老子的迷信成分,肯定《道德经》的价值,采取＂耶稣加老子＂的对话模式,从而达到道教基督教化。     

晚明耶教“民间布道”之考察:龙华民路线的新定位

关于"礼仪之争"的历史原因,一直为后世研究所关注。由于"礼仪之争"与平民布道关系至深,而龙华民作为民间路线的开拓者,其传教思路与利玛窦的上层路线颇有不合,所以将龙氏观作利氏的对立方,已然成为相关研究的某种价值预设,甚至有人以龙氏为"礼仪之争第一人"。传统的价值评判,究其根本是为明末清初耶教传教的历史境遇寻求内因,然而这种将"悲剧"结局多少系于龙华民,确有割裂传教方式的历史演变之嫌。事实上,耶教的焦点意识从上层走入民间,由"学者"转至"不学者",是"合儒补儒以超儒"的既定策略所内蕴的自然趋势,龙华民与利玛窦表面龃龉的背后,是前者在传教史的整体中对后者的直接深化与继承,两种路线之间的转换,又可视为双方在谋求传教的"均衡"运作。如此,利氏坚持以龙氏为继任者,便不应视之为"失察",而是对下一阶段传教工作的明确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