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刍议

尽管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是被动的和消极的,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放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地位,是不容动摇和否定的,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抗战时期反“文化灭华”述略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中国的反文化侵略是抗日战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对日本进行了反侵略斗争。文章通过分析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反文化侵略措施,力图使读者对中国抗日反文化侵略有一深入了解。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作战的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民为抗日救亡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川军出川抗战更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自“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刘湘率领四川军人服从抗战大局,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出川抗战,对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匪患治理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抗战时期四川土匪人数多、分布广、清剿难,严重影响了作为西南大后方抗日根据地四川省的社会稳定和整个抗战大局.鉴于此,国民政府与四川省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有确立剿匪指挥机构、颁布治匪法令、剿抚并施、查禁非法组织、扶贫济困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抗战时期四川匪患治理的措施及意义应得到肯定.     

徐州统战史上的一大亮点——“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

一、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的设立。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国民政府把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苏北、山东为第五战区，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按照延安发出的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1937年11月迁入徐州，在徐州北关统一街税局设立了公开办事机构，秘密办事机构设在坝子街民众教育馆。     

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抗战述评

东北抗日联军站在全国抗战的最前列,其斗争是极其艰苦卓绝的.由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紧密依靠抗日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迎来了东北的光复和全国抗战的胜利.     

浅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的作用

国民政府为挽救因日本入侵造成的教育危机而采取的战时教育政策和措施，对延续与发展中国教育和推动抗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初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逐渐转向抗日准备。纵观国民政府对日备战,经历了先内后外、由暗而明的过程,既包括了物质方面的准备,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动员。在精神动员方面,因形势的逐步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也分别不同。试图从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的基本思想,结合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决策加以论述。     

“武汉抗战”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为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为止,近一年时间史称“武汉抗战时期”,简称“武汉抗战”。这一时期,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首都”,为全国抗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为坚持全民族的抗日,并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了坚实的铺垫。中国共产党派出了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等政治局委员组成的阵营强大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武汉抗战”时期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抗战初期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成立原因探析

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是抗战初期成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抗日救国而成立的。它的成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抗日救国,民国四川当局实行一些有利于抗日的民主政策。正是这一历史机遇,中共成都特支（后为中共成都市委）改变了抗日宣传策略,充分利用成都工人阶级的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成立了成都抗敌宣传团,积极宣传抗战,推动了成都工人运动的持续开展,促进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动员和后方备战。     

抗战初期河南一些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迹述略

抗战初期,国民党虽然采取了某些有利于抗战的措施,但由于其阶级本质皰局限,在对群众抗日的发动、组织方面存在着许多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影响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救亡活动,给河南人民以很大的影响。不甘做亡国奴的河南人民,便纷纷起来,抗日杀敌,在     

中德钨锡交易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采取了审慎、灵活的外交策略.发生在此际的中德钨锡交易,国民政府较好地执行了既定的外交原则,以拖延搁置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德国,拉住了英法,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抗日战争全局视野下的“英美派”探析

“英美派”是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它缘起于清末民初国人的留学潮流．形成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外部环境。“英美派”政治上崇尚英美民主模式,经济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交上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英关派”在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积极推行者,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驿运述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支撑抗日战争最主要的后勤供应基地.为了解决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大大落后于战争需要的矛盾,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改善大后方交通的措施.复兴驿运即为其中重要的一项.由是四川驿运在八年抗战中得以蓬勃发展,并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仓储管理

抗战时期,面对严重的粮食问题,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将粮食问题纳入战时统制经济轨道。在田赋征实过程中,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粮食的仓储问题,包括仓库建造、粮食运输、粮食入仓以及入仓后的管理等,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保障粮食的分配和供应奠定了基础,对支持抗战起了一定作用。     

抗战时期大后方老人之社会救济初探——以重庆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针对老弱残民设立多种救济机构,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稳定后方社会秩序,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其局限性.     

试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分水岭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了一次全国性的反攻--冬季攻势.这次攻势尽管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其准备之充分,投入之兵力,对日军打击之程度,均是抗战相持阶段空前的.本文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抗战政略、战略方针,国共关系及"速胜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后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一论断提出异议,并具体分析了冬季攻势前后国民政府抗战攻略、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从而得出冬季攻势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分水岭的结论.     

关于国民政府择迁重庆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通过对国民政府择迁重庆历史的考察，认为，蒋介石在１９３５入川追剿红军时没有择定四川这一抗日复兴的最后根据地，更没有“想定”重庆就是未来国民政府的基地。蒋介石择定四川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是在１９３６年及其以后，而国民政府择定并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则是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