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

从学科建设和观念成熟的进程来看,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所展现出来的俗文学理论的成熟和体系的完整,明显受到胡适《白话文学史》、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洪亮《中国民俗文学史略》和陈光尧《中国民众文艺论》等著作的影响。在从"民间文学视野里的俗文学"走向"俗文学视野里的民间文学"转变中,他们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关于文学史理论建设的构想

在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 ,我对文学史理论的关注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 ,新时期以来 ,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文学观念、文学方法的讨论 ,作家、理论家开始反思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 ,不少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但理论说明的深度不够。 90年代 ,文学史理论研究呈现出逐步深入的态势 ,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 ,专题学术讨论会多次召开 ,有关论著也已出版 ,如《文学史哲学》(陶东风著 )、《文学史新方法论》(王锺陵著 )、《中国文学史之宏观》(陈伯海著 )等。董乃斌主持的“中国文学史学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总的…     

马华文学知识谱系及其跨界建构

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作为马华文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学术场域,由于立足点不同,造成区隔鲜明又相互冲突的话语体系.以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为主要诉求的知识谱系塑造,反映出马华文学在多元政治与文化环境中的复杂性.解决文学史与观念史的偏离,有必要在“去种族”和“去冷战”前提下形成视域融合,建构一种基于文学现实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使跨界研究获得学理对话与同情理解之可能.     

读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

我手头的这部三十余万字的论著,既不以“中国文学论稿”为名,也不以“中国文学批评论稿”为名,而以“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为名。王齐洲教授的这一选择,颇有深意。20世纪30年代初,郭绍虞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学术名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其自序谈到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机时说:“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终于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这巨大的工作。……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这里,郭绍虞先生是把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字民间源头论”的形成及其失误

“文学民间源头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一个理论，它的一条直接的形成路径来自于京剧的雅化及新文化人士对京剧雅化的批判。瞿秋白将阶级剥削理论运用到中国戏曲史的分析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鲁迅对雅俗关系的阐述则相对深刻和全面，他反对的是文艺的士大夫化。然而在阶级观念日益膨胀的时代，简单的占有论被当成了文艺雅俗关系的全面理解，最终在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思潮的推动下，形成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正统和主流的文学史观。“民间文学源头论”不仅将文学形式的产生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对雅俗两类文学的关系作了线性的、狭隘的理解。     

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关于当前文学史观念的一种思考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源于对历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思维模式的不满。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意味着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 ,确立文学史写作的现代理性精神 ,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略论王西里的中国文化观

王西里首创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为中国文学的渊源变迁做了系统的梳理。他的儒学观、文字观和民间文学观深受实证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是以西方学术体系为理论基础,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次尝试。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略论王西里的中国文化观

王西里首创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为中国文学的渊源变迁做了系统的梳理,他的儒学观、文字观和民间文学观深受实证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是以西方学术体系为理论基础,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次尝试.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尚未有研究“民国旧体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论著出现。根据已有的文学史建构与撰著的方式,应当从历史纵观、分别横剖、综合研究这三种研究方式入手来建构民国旧体文学史。这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与修正,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提倡的“打通古今”“古代、现代会通”等学术思潮的回应与实践;不仅可以补充与拓展近代文学史领域,为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还将为民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参照,以真正实现现代文学史专家一直要做到的“原生态”研究设想,刺激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新变。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诊断、发现与纠正当前文学史研究、撰著的误区,从而为现当代旧体文学史的建构以及当前“现当代诗词入史”的争论等问题提供解决路径与启示。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旧学与新知的融会

“旧学商量加速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子赠陆象山的这一联名句，在当时虽是有感于陆氏过于追求“简易工夫”的治学风格而发，但他确实道出了学术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公理，故而论学者每喜传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这一门学问，我觉得借用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揭示它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发展的历史事实。从20世纪初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教学制度至今，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现代学术格局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这一学科，终于逐步地确立起来了。可见我们的研究对象虽是古代的文学，但研究本身却无疑是现代的学术，也应…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世界文学与文学史的写作—“撰写文学史的挑战”及其对话

2022年10月15日,“撰写文学史的挑战”学术讲谈会在线上举办。会议由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主持,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作了题为“撰写文学史的挑战”的主题讲演,并与复旦大学郜元宝、王柏华,苏州大学季进,香港城市大学张万民等几位教授进行了对谈。张隆溪勾勒了西方近两百年的文学历程,反思了后现代历史观念下的文学史书写模式,并重新探讨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对于一个较为平衡的文学史的可能。他也分享了最近主编和撰写的两部文学史,显示了超越欧洲中心论、向国外读者展现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学传统的努力。而其后的对谈环节则更多围绕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展开,既是对话,亦有交锋,可谓精彩纷呈。本刊特刊发讲演及对话的完整记录,以飨读者,亦期待引发更多的讨论与思考。     

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

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给包括当代文学史在内的整个文学史编撰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变化 ,这突出表现在以学术为核心的理性精神演进到个性情感张扬的书写之路。随着写作语境的变化 ,尽管“2 0世纪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为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提供了重要思路 ,但文学史的编撰仍然面临着众多的挑战。本文沿循文学现代性的脉络 ,追溯了文学史写作的原初状态 ,并针对当代文学史编写在实践中遇到的批评、人才、功能等一系列的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学观念的变革与“纯”文学史的兴起──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编写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了大的变革，这给当　时文学史的编写带来深刻影响。传统文学观念下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都非常博杂，近似国学　史。而二三十年代编写的文学史多持“纯文学”的观念，集中于真正的文学作品上，更能显　示文学的艺术特性，是很大的进步。但是矫枉过正，也存在着论述范围过狭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