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国家观的三大理论创新

马克思在国家观上有三大理论创新:在国家起源和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实现了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统一,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平衡社会各阶级不同利益的工具;在国家职能问题上,马克思提出国家具有政治统治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双重基本职能,而在现实社会中,国家的职能往往因为统治阶级追求自身利益而被异化;在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问题上,马克思指出了“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历史性方向,并将之描绘为“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国家观的三个命题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在批判理性主义国家观、自由主义国家观以及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国家观的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国家观的三个重要命题:社会决定国家、人类解放高于政治解放、无产阶级专政=“阶级专政”+“阶级民主”.马克思在国家观上所提出的这一系列重要命题,对于我们当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江泽民的政治体制改革观

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坚持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并且在新的实践中加以拓展和深化,对我们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的关系,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重要指导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系统的国家观.尽管他们对于国家问题的理论阐述散见于他们的各种著述之中,但是这并不能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的完整性.他们在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国家的起源、本质和职能作出了深入的解析,并且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莱布尼茨与马克思的中国观之比较

在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相隔一个半世纪的莱布尼茨与马克思都热切地关注过中国,由于中国和欧洲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致使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有巨大差别：身处启蒙早期的莱布尼茨几乎把中国当成审美对象,拥有积极和肯定的中国观,指认文化中国的存在及其在哲学与政治、道德实践上可学习和效法的成就;时逢两次鸦片战争的马克思,在总体性思维下看到的则是封闭保守、积贫积弱、生产方式落后并被殖民者蹂躏的天朝帝国———既是道义上值得同情的对象,按照历史逻辑又是必然被瓦解并借助革命运动终将迎来曙光的国度,因而他克服了启蒙后期否定的中国观而走向辩证的中国观。然而,二者对中国的观照又有一致性：都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秉持人类主义的普遍立场,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一部分,力图使中国世界化,构建各自进步主义的发展模式;都各为所用地把希望目光投向中国,探寻摆脱生存危机的文明之路,以期开显或拯救现代性。     

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

对自由与必然的认识是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的哲学依据。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既不能归结为消极自由 ,也不能归结为积极自由 ,他为我们提供一种认识自由的全新模式 ,对于这种自由的认识 ,应同马克思对民主、平等、法治的认识相系 ,只有这样 ,才能对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兼以检视我国现当代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同时也重视按照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没有把两者的关系庸俗化、简单化 ,他们既坚持唯物史观 ,又坚持辨证思维 ,没有丝毫的唯心观念和机械论。而我国现当代文学在长时期里 ,在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却常常存在机械狭隘的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直到新时期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 ,正确处理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于是迎来了本世纪我国文艺最繁荣的时期。文章破天荒地对毛泽东“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的论断的确切性提出了质疑     

国家观: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主要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最为集中体现马克思国家观的文本出发 ,探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一段国家观问题的发展史。本文的探讨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对官僚机构的认识 ;对财产本质的认识 ;国家的消亡。在此基础上 ,本文考察了马克思国家观中对于“普遍等级”、财产、市民社会、“普选权”等问题的思考 ,从而对马克思的国家观做了一个大致的勾勒。     

政治的基本问题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人类政治的两大基本问题是权力的产生与权力的控制。几千年来,人类在这两大政治问题上作了长期不懈的艰苦探索,且卓有建树,凸显出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作为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也集中表现为围绕着上述两个方面,改革和完善现行政治体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政治改革与依法治国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深刻地表　明，民主是法制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既决定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性质，又决定着依法治国实　现的程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运行必须遵循和实现社会原则、民主原则、公开原则、程序原则和法制原则。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都离不开改革尤其是政治　体制改革的动力作用。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探索

马克思早期以“异化劳动”范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摆脱了资产阶级眼界的局限性 ,为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基础。在《185 7——— 185 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确立了“商品”范畴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乾隆帝对大小金川土司改土归流析

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该地区进行全面的改土归流,应该说措施是完善的,也是成功的。本文就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阐述了改土归流对嘉绒藏区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作用。     

民商事仲裁制度: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之妥协

民商事仲裁制度的私法自治属性及其发展历程都反映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一定程度的妥协 ,这种妥协是现代社会法治思想的要求之一 ,中国现行仲裁制度尚需加以改进来适应这一要求     

论国家治理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基于卢梭政治制度论的思考

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的依靠和保障,二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和相关性,政治制度的良善、进步、成熟与否关系着国家治理的方向、水平和能力.从卢梭的政治制度论来看,国家治理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是:基于民族特点,依靠法治,依赖制度文明,增强政治认同.这些原则实际上是对古今中外国家治理普遍规律的精辟概括,也是对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与中国共产党当前提出的治国理政理念高度契合,对我们今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新时期我国政党制度建设略论

本文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加强我国政党制度建设的论述为指导 ,对当代政党制度发展变化趋势、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完善我国政党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处理好的“五个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深化新时期政党制度建设研究 ,对于从执政党制度建设层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具有不可取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清季十年的法制改革及启示

清季十年的法制改革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序幕。文章分析了清末法制改革的社会背景、原因和历史贡献,最后阐述了它对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启示,以供立法机关参考。     

马克思哲学革命关键环节的历史原象——从《未来哲学原理》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是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批判文本,通过对该文本"跟读"式解析可知:马克思的<提纲>首要与核心的观点是批判费尔巴哈的感觉哲学何以不懂得实践的、革命的、根本的意义;(1)费尔巴哈的哲学只知道实践的宗教形式却无视实践的社会本质;(2)费尔巴哈之所以不理解实践的社会本质和社会的实践本质,原因在于其哲学观、人学观始终无法超越近代市民社会的生活直观水平,因而无法提升到变革近代世界的历史辩证法的高度;(3)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不可能是感性的自然或个人,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     

马克思平等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平等“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口号之一。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带来的不是平等,而是一种新的剥削形式。马克思竭尽毕生精力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平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