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探析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灾害等原因,在全国普遍存在难民、灾民以及鳏寡孤独等。针对以上群体的存在,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社会救助政策。本文探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的社会救助政策;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社会救助经验对当今的社会救助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监督制度体系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督制度,但因其散见于边区参议会历次会议所通过的大量的法律文件和相关的会议文献之中,故而未被学界重视,鲜见系统概括。依据世界各国代议机构监督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考诸大量的历史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制定的一系列监督制度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制度体系:选民(人民)对边区各级参议会参议员监督制度,边区各级参议会对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监督制度,边区参议会内部监督制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定的一系列监督制度,无论较之于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省市参议会,还是与同时代的西方议会的监督制度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六十多年前,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地区,建立起基本符合现代议会监督理念的监督制度体系,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政治文明的奇迹。     

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研究

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的政策、法令是较为完善、严格的,开展是一以贯之的,但其结果却并不理想,甚至被湮没在毁林开荒的历史烟幕之中。探究森林保护效果不佳之原因,主要是由于边区机关、单位、学校冬季取暖,工业发展,大量移民、难民的到来,缺乏科学规划的开荒,以及放火烧山等恶俗。森林保护与毁林是一对矛盾,但在陕甘宁边区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毁林成为战胜困难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与森林保护统一于革命大业。     

伟大的历史性创造──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商业政策与实践

伟大的历史性创造──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商业政策与实践王致中，魏丽英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人民进行抗日解放斗争的重要后方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曾经创造过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在经济建设领域，边区为实现由苏维埃时代...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实践以及联合少数民族上层一致抗日建立统一战线，促进了边区的民族团结；通过帮助少数民族恢复经济、扶持保护少数民族商业、积极鼓励少数民族人民勤劳致富和开垦荒地，发展了边区的民族经济；通过促进边区民族教育发展、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开展了边区的民族教育；通过尊重教徒信仰自由、保护正当宗教活动、保障教民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保护民族文物古迹，尊重和保护了边区的民族文化。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人才基础和思想基础，推进了新型民族关系的确立，增强了边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地位

一《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是毛泽东为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而从事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从一九三九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封锁更为加紧,他们在边区周围屯驻五十万军队,建筑了一万多个碉堡,重重封锁、围困,并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此外,还“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铧、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他们想用经济上的压力来困死边区。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     

陕甘宁边区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试验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和谐民族关系的建构,通过颁布和实施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开展扎实有效的民族团结和协调工作,在边区范围内实现了民主、团结、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保证了边区的政治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的具体路径,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而且在实践上为新中国成立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成功范式.     

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发展的成因及特点

陕甘宁边区实施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 ,成为边区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成因 ;而在文化教育中坚持为工农大众服务 ,走群众路线 ,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制度 ,实行文化教育中的统一战线 ,则构成了边区文化教育中的基本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对陕甘宁边区的杰出贡献

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当时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得知这个消息后无比喜悦,和几个外国朋友共同举杯祝贺红军的胜利。从那时候起,宋庆龄就把自己和陕北根据地联系在一起。到抗日战争时期,她更是倾注全部心血和热忱,竭尽全力支持陕甘宁边区。她没有到过陕甘宁边区,可是她对陕甘宁边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 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始终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在政治上全力支持陕甘宁边区。 首先,宋庆龄热情宣传和高度赞扬陕甘宁边区。当时国民党以种种卑劣手段,向国际上封锁抗日根据地的消息,妄图阻止各国人民支援边区。为了打破这种封锁,宋庆龄常向国外发表文章、演说,宣传和赞扬陕甘宁边区。她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地方,中国抗战在那里最强大最有力量。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以“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保盟”出版的刊物《新闻通讯》,向全世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延安解放区,经常刊登解放区的新闻照片。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对推动边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市场的稳定以及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是私商发展的主要因素.边区政府在税收、信贷方面给私营商户以一定照顾,增强了私商经营的信心和能力;市场的整顿、交通事业的发展为私营商业提供良好的运作环境;政府鼓励、帮助工农业生产的政策也间接地为私营商业准备了基本且必需的物质条件。     

“丁戊奇荒”: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

光绪初年的华北久旱,以其大范围的蔓延和长时间的连续造成北中国触目惊心的饥饿、时疫、死亡和流亡.在农业经济的中国,荒政曾是国之大政.但时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刚刚过去,国库空虚,地方的仓储也空虚.因此,以荒政为家法和旧轨,则国家不能不主持赈济;而巨祲交逢衰世,朝廷和地方又都没有足够的物力施行赈济.与这种深深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内廷焦灼,州县竭蹶,旱境里的灾民因饥饿而死,办赈务的官员因劳瘁而死.焦灼和竭蹶,饥饿而死和劳瘁而死,既写照了天灾下的社会相,也写照了儒学民本主义在衰世里的最后一点余晖.而在国家权力之外,"南省"工商社会和西教教会各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入华北助赈,又显示了19世纪后期的世事变迁,荒政亦变迁.     

元末明初移民与明清桐城文化的兴盛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等原因,许多徽州、江西等地移民纷纷卜居桐城。经过数代人的努力,通过科举入仕,这些移民逐渐由普通的耕读之家发展成为声势显赫的著姓望族。这些望族的形成,为明清时期桐城文学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文献之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蓄了更为持久的力量。     

康乾平叛战争与肃州城镇经济的发展

肃州是清初我国西北因战争而繁荣起来的典型城市。基于辟邻蒙古“准噶尔”部的特殊地理位置,清初,这里不仅是西北边防重镇和交通枢纽,而且边贸繁盛并因此出现了著名的康乾“肃州贸易”,使肃州成长为当时西北“边陲一大商埠”,推动了肃州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地方经济的繁荣。但乾隆二十三年后,随着“平定准噶尔叛乱”的结束,肃州开始内附,其地位的下降导致城镇经济发展的回落。     

来华犹太人的国籍和法律问题(1840-1945)

1840年后,来华的犹太人主要有三大群体:第一是从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是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内战来华谋生的俄国犹太人;第三是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的犹太难民。对这三大犹太移民群体来华概况及其法律地位,特别是国籍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是在来华犹太人研究方面的深化和新领域。     

战后初期港英政府租务管制政策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人口急剧增长,引发了巨大的生存居住压力,屋荒问题空前严重,居住难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为此,港英政府干预及介入房屋市场,制订实施租务管制条例,管制所有战前楼宇的租值,积极处理租务纠纷,有效遏制了屋荒进一步恶化及私人房屋租金的高涨,规范了房屋市场,大量移民暂得安居,确保战后社会的稳定、转型及吸聚人才。     

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移民及其社会影响

清代雍正年间土家族地区基本完成改土归流,移民通过招民垦荒、自发移民、官兵及家属的落业入籍等方式大量流入土家族地区。从土家族地区姓氏的增加、改流初期人口民族构成结构的变化、雍正和乾隆两个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移民会馆的大量出现与增加等情况判断移民数量成倍增加．这给土家族地区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内迁运动,至少超过一千万的沿海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西部大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习俗现代化。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动力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化属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类型。     

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方针

1940年,陕甘宁边区教育方针实现了由抗战工具到服务抗战与尊重科学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无疑是对列宁教育服务政治这一认知范式的超越。在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影响下,1943年,边区教育方针摒弃了形式主义等弊病,坚持把服务抗战与服务边区群众生活相结合,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边区教育方针由理想和原则走向科学与实际,既是我们党对教育规律不断探索的结果,也是实践与政策互动的结晶,更是一个以求实精神指导实际工作的成功范例。剖析这一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对于当前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