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

随着下岗现象的继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在诸多对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人们的视线似乎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上,忽视了城市中的绝对贫困。我们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的调查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之同时,城市尚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生活几无着落的绝对贫困者。对他们可以从绝对贫困线和现实生活状况两方面来加认定。绝对贫困者已形成了城市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必须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基于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的当代思考

恩格斯通过阐明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中贫困的时代根源、动态特性、典型难题,不仅揭露了城市绝对贫困现象,而且指出了城市社会凸显的相对贫困问题,并指明了城市反贫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制度要求。探索我国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要基于坚持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所富含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时代视野、科学的思维方式、深厚的人民向度、坚定的社会主义原则,将恩格斯所揭示的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反贫困的路径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阶段城市贫困治理要以统筹兼顾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民生福祉增进、统筹推进脱新贫与防返贫、统筹协调城市建设与生态涵养为基本思路,把健全以公有制推动城市居民共同富裕的机制、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力增强城市宜居宜业功能的机制、构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的机制作为实践方略。     

城市贫困问题的诊断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里基本上不存在突出的贫困问题。但是近些年里,伴随着破产失业机制的启动,粮油价格的全面放开,失业者、提前下岗者,亏损企业的职工等等,开始沦为城市中的贫困者。可以预料,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尤其是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将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而不断扩大。而现有的社会指标监测体系对于这个问题尚缺乏敏感。因此,细致地研究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居民生活补助标准,继续抑制通货膨胀,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机制,便显得十分必要。     

我国城市生态贫困问题初探

贫困的本质是指人类的某种或某些需要得不到正常满足的状态。生态贫困是贫困的一种基本类型。在界定城市生态贫困内涵的基础上 ,对我国城市生态贫困的特征、成因进行了分析 ,进而提出治理对策     

城市贫困儿童:问题现状与解决对策

城市贫困问题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贫困儿童的发展现状更是值得关注。笔者对城市贫困与城市贫困儿童进行了界定,并对城市贫困儿童的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探讨了解决城市贫困儿童问题的策略。     

大学生道德贫困问题的原因与治理

大学生道德贫困问题是指大学生面对社会现实与内化于自身的道德标准发生冲突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大学生道德贫困的产生既是多元文化碰撞所导致的道德信仰选择的多样性与教育引导不足的双重效应的结果,又是大学生道德思维深度与广度不足的表现。因此要改善大学生道德贫困状况,就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引导作用,强化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开展实践服务活动等。     

城市贫困空间固化的社会治理研究

综述近年来城市贫困空间研究成果,城市贫困空间多元固化性日趋突出,表现为弥漫型面状扩张、镶嵌状隔离与簇状隔离、碎片化的"城中心、外围区和城乡结合部"贫困空间集聚;住房体制改革、市场化开发拆迁、流动人口聚集以及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等固化了贫困空间的集中化。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提出了以贫困聚集区为单位的治理思路,一是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强化公民参与过程,改变贫困区域的地域格局。二是以教育资源为重点,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贫困区域的生态环境。三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手段,丰富公共服务内容,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项目。     

当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解析

当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已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失业问题、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不足、通货问题和教育问题是引起城市贫困的原因。从居民生活、居民生活安全和公平、宏观经济及人口状况角度论证了中国城市贫困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影响,提出了要加大就业与再就业工程力度、调节社会分配、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等对策。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法律与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紧密联系的两类社会规范 ,又是治理国家、规范行为的不同方法。只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并重 ,才能营造安定团结、持续发展的社会氛围 ,把国家治理好。     

贫困治理困境的结构与冲突

运用“结构—冲突”的分析框架,通过对Z县精准扶贫案例的分析发现,贫困治理中的冲突可概括为两类,分别为主体间冲突和项目制冲突,而导致精准扶贫陷入两类冲突的重要原因是结构性要素的失衡。具体而言,贫困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制度结构的非稳定性、利益结构的非均衡性、治理结构的非对称性和资源结构的非对等性。在当前精准脱贫的决胜攻坚阶段,应注重从村庄治理入手,通过结构性调适建立起相对均衡的体制机制,进而化解贫困治理中的冲突与矛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城镇贫困与缓贫对策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中国的城镇贫困问题日趋严重。本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城镇贫困的现状及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了 2 1世纪我国缓解城镇贫困的对策 ,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减少失业的就业对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对策。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需要从哲理上弄清二者的关系。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思想路线、文化传统、政治优势、道德功能、依法行政等六个方面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

精准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反贫困实践,采用常规治理还是运动式治理成为精准扶贫可能与否的关键。 除照章办事的科层运作外,常规治理还有策略主义、半正式治理、“不出事的逻辑”等内涵,其内在弊端“模糊治理规则、影响政治绩效”使得它在恰当的时机下向运动式治理转化。 依托于首长负责制、驻村工作队、群众动员等组织运作机制,地方政府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也表现出精心应付的缺点。 作为常规治理的重要补充,运动式治理不可能消失,其偏离运动目标诱发多重紧张的弊端及相应纠偏机制值得继续深究。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