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榕江高排村苗族“鼓藏节”文化内涵分析

鼓藏节是苗族独具代表性的节日，具有其独特的仪式与文化价值。现在世界上只有极少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鼓藏节的传统。苗族鼓藏节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是苗族人生价值观的展现。本文以高排村的鼓藏节为研究对象，对其起源、仪式过程和它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希望能对苗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鼓藏节仪式与苗族社会组织

本文通过对苗族鼓藏节仪式文化的分析 ,展开对传统苗族社会家族、宗族、村落社会组织、社会整合及祖先崇拜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人类学研究 ,并试图在理论上与前人形成对话 ,将苗族研究的这一问题引向深入     

贵州苗族鼓藏节仪式的人类学考察——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计怀乡乌略村为例

通过田野调查对乌略苗族村鼓藏节仪式过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分析了鼓藏节仪式的社会权利功能、社会认同功能、社群联系与娱乐功能、经济功能等基本社会功能,指出苗族鼓藏节仪式由于现代性的切入所发生的功能意义上的嬗变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必然结果.     

民族旅游地民俗文化社会性别分析与变迁考察——以贵州西江苗族鼓藏节为例

基于文献分析和实地访谈,分析西江苗族鼓藏节与区域文化差序格局的关系,并从性别和权力的角度分析贵州鼓藏节传承主体的不同角色和地位,透过鼓藏节解读西江苗族独特的社会性别文化,同时探讨民族旅游业背景下鼓藏节民俗文化发生的变迁。开发民族旅游资源应以尊重民俗传承主体的族群、文化等观念为前提,以保护民俗文化内核本真性为基点,并重视在传统文化的嬗变中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性别关系。     

黔东南苗族“鼓藏节”中的象征符号意义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鼓藏节”是苗族的大型祭祖活动,包含着很多大大小小的仪式,是苗族最主要的宗教活动,其中蕴含着当地人的世界观、情感情绪。本文借鉴象征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力图探索“鼓藏节”中的象征符号意义,以接近对当地人世界观、情感情绪的理解。     

《蝴蝶歌》与苗族鼓社祭制度

《蝴蝶歌》是苗族古歌的重要篇章,但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没有对这部古歌进行过专门研究。本文认为,该歌对鼓社祭中各种执事人员、所需各种什物和一些民俗事像的来历等进行了具体阐述,它实质上是苗族鼓社祭的制度史。     

苗族祭门文化

一、祭门:一种文化 川黔滇邻区苗族有一要习俗:祭祀堂门,杀门神猪。苗语谓之“zit mpuat drongx”。每至秋冬闲暇,凡苗族中新修的住宅,多行堂门祭祀,旧宅有隔数年未祭者,有时也要择定“良期”,届时行祭。 祭祀期日,夜幕降临,内外宾主多达数十,少则数人,应邀到来相见如故,叙事如     

从岁时民俗特征比较中韩端午节端午祭

根据岁时民俗的传承性与变异性特征,中国端午节与韩国端午祭均为中国上古端午祭的现代传承.端午节即端午祭,祭祀是端午节的本意.中国端午节的历史文化内涵大于韩国端午祭.中国端午日举办的各种节俗活动,归结起来均与祭祀信仰有关,并有官方与民间的等级区别.现今韩国江陵端午祭由"儒教式祭仪"和"巫俗祭仪"两部分组成,实即相当于官方与民间的祭祀活动.自上古时期至今,在端午这一天祭祀以祓除瘟疫、祈求人寿年丰,在中国和韩国都未有任何改变.几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所有细节,都可以在中国端午节俗活动中找到具体的、同一性质的对应.     

“鼓藏节”仪式之权力表达

苗族十三年一次的规模盛大的＂鼓藏节＂,仪式肃穆、庄重、神圣,体现了村民对祖先的虔诚信仰与敬畏。这种特定场域的仪式过程中不仅凸显以祖先为核心的社会权力秩序,而且以血亲为经姻亲为纬的社会网络权力结构及其差序格局也再次得到张扬与展演,于是在仪式的实践中原有的权力秩序得到进一步的认同与重构。     

苗族传统社会组织及功能

苗族在其长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一套足以保证他们生存的、纯属苗族所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这就是鼓社、议榔、理老三位一体制。有的学者称其为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一、鼓社组织鼓社,苗语称为“江略”。“江”是一片地方的意思,“略”是鼓,汉译全称为“鼓社”。苗族“鼓社”是其同源于一个男性祖先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集团,是一个祭祀、亲属、政治、经济与教育的氏族外婚制团体。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     

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

传世文献中,关于祭、祀、祷、祠、祭祀、祷祠等用语和礼法,都有明确规定。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而祷祠则是"非常之祭",即散祭,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祭祀的规格高于祷祠。祷是为了解除灾难,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楚简所见的宗教活动中,有固定的"祭祀"行为,而不仅仅只有"祷祠"。楚简中的"内斋"和"野斋",与儒家祭礼中的"致斋"和"散斋"可以对应。所以,将楚地出土的这类简牍命名为"卜筮祭祷简"比较合适。通过楚简、秦简和汉简中关于祭祀、祷祠的用词频率统计,可以分析出,秦人的"祠"就是礼制中的祭祀。此前学者将秦人的"祠"与"祭"对立起来,并由之引申出秦人重实用、重政治,楚人重巫鬼、重祭祀的结论,并无根据。     

佤族的鼓与鼓文化

在佤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木鼓和木鼓文化是佤族文化特征中的一个极为彰显的文化事项。而木鼓与铜鼓在佤族文化中属于两个子文化系统。它们承载了佤族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铜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精神领域里,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特殊作用。佤族木鼓并不是产生于某种传说故事,而是产生于他们先人的生产劳动之中。在木鼓的身上,人们赋予了太多的思想和情感,使之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容,成为佤族文化当然的代表性器物。木鼓文化以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存留在人们心中。     

民间仪式权力运作与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例

民间仪式始终在国家与传统两种力量的交织下进行,并渐变为一种权力资源符号影响着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从民间仪式中的权力关系入手,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分析个案,关注民间节日的运作与传统力量对维持村寨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对传统与国家两种制度模式在村寨生活中的关系作一探讨,认为民间传统力量在构建乡村秩序中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要素而存在。     

“鼓趣”园本课程实践之探索

"鼓趣"活动是我们幼儿园实施的特色课程,"鼓趣"园本课程的开发是我园努力实践的重点。我们在近几年的实践中积极创新,有效融合,努力将鼓趣有机渗透到幼儿的一日活动中,既交织纵横又深入全面,创设了包括"鼓趣"环境、区域游戏、幼儿鼓操、教师特色鼓活动等多种"鼓趣"活动形式,营造幼儿园特色"鼓趣文化"氛围,有效地促进了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     

运城花敲鼓与临汾花腔鼓表演风格比较

花敲鼓与花腔鼓都是晋南传统鼓舞。由于播布区域不同,其表演风格各具特色。花敲鼓是花鼓中唯一一种以纯敲鼓为演奏方式的鼓舞,因此又名花干鼓。花腔鼓是北方极少见的一种与傩相结合的鼓舞。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坏境影响下的花敲鼓舞以欢庆为主,花腔鼓舞则以祭祀为主。     

明清以来苗族鼓舞文化的历史人类学透视

文章对苗族鼓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认为苗族木皮鼓由木鼓演变而来,在制作与使用苗鼓的过程中形成特定形态的鼓舞文化。苗族鼓舞历经春秋战国、唐宋时期的文化累积,到明清时期完整形成,清代以来苗族农闲时举办的五种典型鼓舞彰显了苗区闲暇文化生活形态,其象形动作在描绘苗民农耕生活情景同时又反映了农耕民族的生活规律,展示了云贵高原及周边山地民族丰富的农耕文化内涵。苗族鼓舞文化作为民间传统文化,既来源于苗族家庭生活又成为苗族家庭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影响整个苗族社会生活。     

鼓与傩

鼓在行傩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有着驱鬼逐疠、祀神迎神、送魂灵上天等功能。巫巫见在行傩时所唱的鼓歌，对鼓予以赞美，或述说鼓的历史，或借助赞颂鼓的歌唱，融入一些布道性的内容，目的是强化鼓的功能，达到巫巫见们行傩的目的。该文对巫巫见赋予鼓许多重要功能作了如下的文化诠释：一是表现了初民对鼓的宏大声音的崇拜。二是鼓由祭祀时盛牺牲的木槽演化而来，与神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在初民意识中，鼓与雷同，故能驱邪疫、克阴物。四是鼓有攻击之意，在战斗中，激发士兵胜敌的勇气，初民则将此移位到驱鬼中来     

楚简所见“大水”祭祀内涵试诠——由“大水”祭祀到楚国水崇拜的思考

在卜筮祭祷简中,至上神"太"神理所当然享有最高的祭祀规格,然而通过比较,另一个神祇"大水"也享有与"太"一致的祭品,可见"大水"神在楚人信仰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由于史料阙如,"大水"神的具体所指还不甚明确,但是种种材料表明,"大水"指代的应当为自然界中的水。因此,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水"享有与至上神相同的祭祀规格可以说明楚国有着较为深厚的水崇拜传统。通过相关考古材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等则可以进一步揭示出楚国水崇拜的实质内涵,即水生万物,水与万物创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湘西苗家跳鼓活动研究

“栗那”是湘西苗族一项民间传统的跳鼓体育艺术活动。其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在湘西苗区尤为盛行 ,深为当地苗家所喜爱。本文通过对湘西苗家“栗那”跳鼓活动的历史探源、跳鼓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以及跳鼓活动所需设备器材等诸因素的叙述 ,力求使这项古老的苗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人所知 ,并使之发扬光大。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