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祁门县保甲设置与村落社会——以《光绪祁门县保甲册》为中心

《光绪祁门县保甲册》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晚清一个村落共同体的保甲编制实态。晚清祁门县推行保甲,采取的是以图甲制取代保甲制的形式。一图之设以自然聚落为基础,涵盖特定的村落共同体。一图之内,区分不同属性的户籍灵活编制甲、牌。在图甲制下,图董、甲长、牌长多由从事举业、训蒙、贸易者充任。在《保甲册》所涉的晚清祁门县村落社会中,民众执业仍不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范畴。大族郑氏主要从事贸易、手工、驾舟等工商行业,其时徽州仍然有大量经商者,且贸易之家捐监之风盛行。散居的仆姓和寄户为当地农林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保甲设置和管理上受到大族郑氏的控制和带管。大族与仆姓、寄户之间的隶属关系仍根深蒂固。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保甲制度推行透析

20世纪30-40年代,甘肃省政府奉令推行保甲制度.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既有国民党政权加强基层控制以维护其统治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了其重建秩序、稳定社会的努力.不过,由于受到行政机构缺乏效率、经费困难、保甲长人选不当、民众消极抵制等因素的制约,保甲制度的传统控制功能并未有效发挥.     

战后上海的保甲制度及其选举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保甲长选举。就上海来说,战后保甲制度及其选举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地方,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一方面,战后保甲制度的基本架构在各城市间大体相类,既标明保甲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制定相应的保甲长民选制度,规定保民大会,授予相应的权力,又对其权力与职能范围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及地域特征,它又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地域特征,这一特点是国家政权在基层建构中的一般逻辑及上海地域差异性中的利益原则在上海的反映。     

清朝前期的里甲与保甲

本文运用档案和官私著述,对清朝前期的保甲制和里甲制在组织结构及其职能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里甲制向保甲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清初保甲制与里甲制混杂并行,但保甲编户所占地位日趋重要,直至清廷实行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之后,保甲编户才完全取代了里甲编审.     

抗战时期大后方基层保甲的困境——以四川南溪县兵役纠纷及其解决为例

20世纪30年代,保甲制度逐步复苏。抗战时期,后方保甲制度日趋完备,对战时征兵、征粮等工作皆有贡献。随着保甲的兴起,基层社会乡民与保甲之间常产生矛盾与纠纷,因征兵而产生的兵役纠纷则较为特殊。抗战时期四川南溪县的兵役诉讼档案正展现了纠纷产生及其解决的过程,也能反映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现实。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屡屡涉讼的保甲并非只是“恶”人,他们在多重压力下承担了较多基层政府之责任。同时,近代科层制虽已在基层政府建立,但相应之部门“权大责小”,作用有限。可见国家从上至下虽已具备近代化之政治体制,但基层仍是“传统社会”的延续或变异。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动员与抵制——国民政府时期甘肃民众与保甲制度的推行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地方政权采取多种措施动员民众配合保甲制度的推行,但甘肃民众在保甲制度推行的过程中多采取消极敷衍、不予配合的抵制态度,因此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并不成功,其传统控制功能也未充分发挥。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保甲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乡镇保甲长职多为土豪劣绅所猎取。他们素质低下、胡作非为，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在乡村的统治。     

清代巴县的乡保客长与地方秩序——以巴县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使用"第三领域"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清代基层社会秩序建构问题。这里,我们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依据,探讨巴县乡约、保长、客长等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实际状况,解释巴县的乡约、保长、客长制度与清代乡约、保甲制度之间的联系,分析这些人对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功能及其局限性。     

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研究

明清户籍制度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清代的户口统计从依据编审册转到保甲册,是明清户籍制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对保甲与户籍制度、徽州地方社会等研究有重要价值.保甲册中多数人户载有同居人口,反映了人户构成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保甲册还记载了多样的生理行业和广泛的人口流动.     

中国乡村控制方式的变迁——读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有感

几千年来的中国乡村,经历了种种社会控制方式,从宗族保甲到士绅团练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村民委员会,都传承着"礼""法"共用、各施其长的控制手段,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控制方式也将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和更好地实现法治下乡提供参考价值。     

清代保甲制度探析——以法律渊源为视角

保甲制度是清王朝维护广大乡村社会秩序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州县政府职能在州县以下广大乡村地区的延伸和补充。但是清朝并没有制定一部关于保甲制度的专门性法规,相关的规定散见于谕旨、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及事例、则例、省例等不同等级效力的法律渊源之中。这些规定在清朝历代皇帝的高度重视下,通过不断修订补充并督促官员实力奉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适应不断变化的基层社会现实,形成了一个遍布各地的治安网络,对清代延续二百六十余年的全国统治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推行的历史概况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始于1935年,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四川的最后崩溃,历时14年有余.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过程可分为两大时期一是新县制实行前,从1936年至1940年3月的5年时间里,四川编整保甲三次;二是新县制实施后,1940年至1944年,四川编整保甲两次,以后则由各县逐年上报到省.而新县制实行前后,四川保甲具有编制不同、建制不同、目的不同等特点.     

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制

清代乡约的组织有下辖保甲和按保设置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乡约都普遍对保甲具有领导作用。清代实行乡约领导保甲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乡绅地主参与乡政的要求,防止保甲组织的弊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乡约的教化职能逐渐弱化,乡约执事的地位逐渐降低,并成为害民之役,致使这一体制后来在许多地方逐渐被乡约与保甲互不统属的体制所取代。     

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基层制度的演变

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基层制度经历了由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首先实行的是里甲制,以满足控制民户和征收赋税的需要;接着实行保甲制,以加强对日益增多人口的管理。保甲制的推行,有利于清朝对新疆州县地区统治的加强和大一统局面的巩固。     

民国时期湘赣边界保甲制度的实施及其效能——以江西万载县为个案（1934-1945）

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西省率先推行保甲制度,国家政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下延至乡村社会,其根本目的在于反共。抗战爆发后,保甲体制进一步被强化,具有了军队化、警察化乃至特务化的性质,此时防共则成为其首要的中心任务。以湘赣边区的江西省万载县而言,保甲体制在动员和协调乡村社会力量,反对和防范共产党组织发展方面体现了明显的效果。     

略论日伪对冀东农村基层行政人员的控制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其占领区农村建立起具有封建与法西斯性质相结合的保甲制度。他们运用各种手段去对乡保甲长实施控制，力图通过这些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最基层的政治中介力量，将自身的权力与意志贯通到每一户农家，从而达到在农村建立起稳固统治秩序的目的。本文拟以冀东为个案〔１〕，通过调查采访与档案材料的搜集，对此课题的探讨作一尝试     

宋代乡村行政管理体制初论

宋代县以下的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其表现形式在北宋初为乡里制,王安石变法后实行保甲制.乡里保甲制在宋代呈现为职役制.南渡以后基本上沿袭北宋之制,一般实行乡、都、保、甲制.宋代乡里保甲制是继承历代乡里制度并加以发展的结果,并具有其独特的统治职能、运转方式和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