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新儒学"援西入儒"之得失

援西入儒既是现代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标志,又是构成儒学之所以为"新"的必要因素;援西入儒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新儒学的理论展开方向,形成了哲学儒学、知识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四种范式.     

辽朝鲜演的华严思想

鲜演华严思想的主要内容为：一是继承了唐代华严学的"真心"与"法界"等核心理念,二是吸收改造了天台宗的"止观"、"性恶"及唯识宗的"性相合一"思想,三是批判与融会了禅宗的"顿悟"与"一心"思想。鲜演的华严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唐代华严思想的内在理路及基本精神,反映了唐代华严学在辽代的传承与复兴。     

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

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的思想来源于传统儒学,又吸收百家之所长,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的新儒学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突出了经济思想,立足于经世致用,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以经济为主体的儒学思想始终贯穿他的一生,他始终立足于大本大源,并非有三变.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申韩法家,或是黄老道学,既是他达到经世救国的工具和途径,也是他融合诸家而创立新儒学的新鲜血液.     

《永嘉证道歌》中禅化的华严思想探析

《永嘉证道歌》作为华严学禅化初期的重要代表作,显著地体现出华严宗之“四法界”说.其中“本”“末”观念也与华严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末”的关系在华严学里也即“理”“事”的关系.透过“本”“末”相接、以本接末,把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关系联系起来,也把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联系起来.该书中禅化华严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最显著的是其对朱熹的思想尤其是其“理一分殊”思想的影响.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梁漱溟早期儒学思想评价

梁漱溟的早期儒学思想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面前 ,梁漱溟高扬儒家文化的大旗 ,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和对西方生命哲学的阐发 ,创立了融会中西的“新孔学” ,并从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儒学思想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历史的局限 ,梁漱溟的早期儒学思想在理论上有许多疏漏     

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儒学理论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表明的是儒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自觉。在众多思想形态中,何种儒学思想将引领未来社会思想动向,不仅关切到儒学自身理论形态的自足,更在于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导向作用。反思"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是儒学思想完备自在自为的理论诉求。反思表明,"大陆新儒家"以康有为主义的名义来作为儒学复兴的理论价值取向,不但违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价值承诺,同时也悖离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余英时等对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予以较多关注,包括对梁漱溟新儒学的核心义旨、理论建构和梁漱溟的人格特质、学术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厘清和思考。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对梁漱溟及其思想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们的学术旨趣相契合,而且浓缩了他们对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态度和立场。剖析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既提供了一种解读梁漱溟新儒学的样式,又成为一面呈现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学术理念的镜子。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凤潭对中国华严思想的批判及其理论意义

中国的华严宗和天台宗是中国佛教诸宗派中最具哲理性的宗派,对中国佛教思想性格的形成影响至深。凤潭通过对中国华严宗思想特别是对澄观和宗密的华严思想的批判,试图会通华严思想和天台思想。虽然凤潭对澄观和宗密的批判有失偏颇,但他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华严宗的思想基础由法性本空向真心缘起的转变,并指出了法藏的华严思想与智者大师的天台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对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华严思想与天台思想的理论特质不无帮助。     

法藏论华严宗“十玄门”与“缘起根据”

华严佛学是长安思想文化的宝库,其辩证思维和佛学解释学对后期的＂关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华严佛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法藏在《华严经探玄记》卷一中对《华严经》的解释方法和华严哲学作了提要式的概括,其中的＂文义分齐＂部分对＂十玄门＂和华严宗的缘起根据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突出显示了华严哲学的解释学特征,对其中的华严佛学语言观、一多关系、体用关系、圆融特征等做了极具特色的解释。由此可以挖掘华严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内在联系,并有可能架起一座东西方哲学对话的桥梁,是中国佛学仍需深入挖掘的宝藏。     

寻找传统的现代价值——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者整理旧文化的思路

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生存和延续之道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们整理旧文化思路是寻找传统的现代价值,与新文化的时代氛围密切相连.主要表现为,他们用"周于用世"、印证参稽西方学说的准绳来对旧文化进行取舍,用"六经注我"的风格来创造性地诠释旧文化.其中"印证参稽西方学说"和"创造性诠释"又可细分为多种形式.他们整理旧文化的思路和方法蕴涵着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苦心,虽有时对上述方法运用不当,但对后来的新儒家有一定启发性,而且对当今文化转型中如何处理旧文化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近50年来现代新儒学开展的“一本”与“万殊”

1958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对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发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宣言》所阐发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为现代新儒学作为一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立足点;另一方面,《宣言》的一些观点所引起的不同看法,也促成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不断分化。现代新儒学在近50年来的开展中出现了三次分化:一是哲学路向与史学路向的分化,二是重建形而上学与消解形而上学的分歧,三是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不同。这种双重影响,使得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呈现出一本而万殊的特点。     

道学的产生及其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确立

从道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出发,追溯道学的源流,并通过道学与佛道二教的关联,以及道学与新学、蜀学和心学等其它新儒家学派的关系两个视角,探讨道学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统治意识形态的经过和原因。     

佛教与东亚文化交流合作--以韩国大觉国师义天的国际活动为中心

义天大师是韩国天台宗的始祖,名重东亚的僧统,才行俱优,透彻佛教真谛;既修教,又修禅,学兼多宗.同时他也是中韩历史上卓有建树的使者,曾为中韩文化(包括佛教)交流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北宋王朝时期,义天大师曾以高丽王子的身份,数度入宋求法,弘扬天台、华严,他给中国带来了因战乱而久已失传的华严章疏,使天台宗教义在中国、日本等国重新播扬、振兴起来.他捐赠中国的华严经被庋藏杭州的慧因寺,慧因寺因他而被称为高丽寺.     

大同市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以云冈石窟为例

大同市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善化寺和观音堂等都是著名的佛教旅游资源。本文以云冈石窟为例,分析了大同市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构想,以期为大同市旅游业的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20世纪前半期现代新儒学评价研究

关于现代新儒学（新儒家）的认识、评价和研究,1949年或者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把新儒家或新儒学看成是一种思潮或流派,对其研究基本上是自发的争鸣式的个案探讨,即侧重某一个人物思想文化学说的批评或学术成就的评价,进而至于作为不同思想文化主张间的争鸣。这实际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思潮并存与互动的缘故使然。20世纪前半期的新儒学（新儒家）研究,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迄今的新儒学（新儒家）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综论中西文论融合之初现与儒家思想变迁

中国文化形成中国传统文论以求善为核心的审美价值判断,但随着儒家思想自宋明理学起的变迁,中国出现个体意识觉醒的倾向,随之带来文学审美价值以个体人性意识为中心向求真的转变,与西方文化形成的西方现代文论以求真为核心的审美价值判断趋同。于是,伴随着20世纪初的西论中输,中国文论自身在求真的价值基础上与西方文论快速融合,出现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性初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