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思故事及其形象在唐宋时期的演变

慧思大师是南北朝梁陈时期的一位高僧,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初唐道宣《续高僧传》的记载.而此后尤其是在宋代,出现了各种新的慧思故事和传说,并且往往充满神话色彩.这些故事有些来源于《续高僧传》,而具体内容变化很大,如三生故事以及该故事与唐代三生石故事的混融;有的出自宋代的增衍,如卓锡泉和虎跑泉故事;有的祖袭其他佛教故事而形成,如方广寺故事乃是受到竹林寺故事的影响.在这些故事中,以锁子黄金骨作为对慧思神异性的想象,以惠海、海印之避地突出慧思之重要,均表现出后来僧俗对慧思故事及形象的接受和改造.在宋代天台宗僧人的史籍中,慧思的种种神异故事均被记述和渲染,而在禅宗灯录中,慧思又变成了一位禅宗祖师的形象.慧思故事在宋代社会的广泛流传和接受,其故事和南岳衡山的地理、名胜的紧密结合,表明其故事和形象已成为世俗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越南汉文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吸收和改造——以《状元甲海传》的流传变异为例

越南汉文小说大多是在中国文学/文化影响之下的本土化创作。笔记类小说《状元甲海传》的主体故事即是在吸收中国传说《白水素女》及《柳毅传》的基础上,糅合了越南本土的传说所进行的本土化创造。《状元甲海传》在越南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到了20世纪初又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甲状元》。《甲状元》的故事主体与《状元甲海传》已有很大不同,其传奇故事已由神仙之"奇"置换为凡人之"奇",中国传奇故事的原型已不见踪影。由《白水素女》及《状元甲海传》的流传变异,反射出18-20世纪初中国文学文化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及其兴衰。     

论宋代苏轼文化现象

苏轼被林语堂称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苏轼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博学与多才多艺,使苏轼成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化名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和集大成性,使苏轼于宋代文人中,卓然挺立,格外耀眼;门庭广大,追随者不绝如缕,使苏轼成为一代文宗师范;频繁的政治迁徙,使苏轼在磨难中走向成熟,声名鹊起,不可阻挡;以苏轼为代表和旗帜的苏学、蜀学和蜀党,在宋代光彩夺目;以苏轼为冠冕的"三苏",成为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的杰出代表;声名隆盛,影响至大至微,至深至远,域内域外争传共举,摹效攀附,乃至据此谋利,成为一种时尚。     

《柳毅传》龙女形象新论

唐传奇《柳毅传》就题材来源说,应该是受到印度佛经中龙女报恩故事的影响并且在其中国化、文人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柳毅传》在歌颂柳毅的"义"的同时,还为我们描写了一位崭新的但又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契合的"知恩图报"的龙女形象。而龙女和书生柳毅的婚姻其实就是龙女报恩思想的体现,这和龙女故事的报恩原型也是一脉相承的。     

宗教与文学之间:愿文、僧传及志怪中的往生想象

用于"七七斋"仪式祝愿的文书承载着一种对亡灵转生的良好祝愿,显示出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密切联系.它们以文学为表现形式,传达汉传佛教对往生的想象。与之相似,僧传与志怪小说也传达着各自关于往生的想象,修为高深者直升天界,而凡俗之人则需要进入被称为"中阴"的过渡期,等待冥官依据其生前作为判断出罪福,而后再定转生的去向。三种文体表达了对同样的对象的想象,尽管其创作意图并不相同,在客观上却因信仰的传递产生了关联。     

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邹容国族论述中的“他者建构”

邹容挪用和混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梁启超的人种理论界定他心目中的"我族",形成其人种论的基础;他从历史记忆建构的角度,透过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亦即"受害者故事",他以"黄帝"为核心的血缘同胞的文明汉族想象,配合建构满人为野蛮残暴凶狠的"他者"的思维模式,尤其是以"受害者故事"的历史记忆所形塑之国族共同体想象模式,可谓对于日后近代中国共同体的想象有持续性的影响力。     

《王西厢》以前历代对崔张故事的接受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发源于唐传奇,而《莺莺传》是唐传奇的杰出代表。他的流传与后代对它的接受为《西厢记》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自从《莺莺传》出现后,崔张故事在唐代和唐代以后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不同时期接受的态度也不同。唐代在统治阶级内部,以一种"猎艳"的心态赏玩崔张的情事;而宋代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市民阶层都以"情"为关注点,为莺莺的遭遇而遗憾。     

宋代琴文化的哲思内涵与境界创新

宋代琴文化,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和文明发展智慧的经典范例,"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尊道贵德"的三大理念表现充分。宋人继承上古"以琴治国"思想精髓,熔道、德、政、人、琴、乐于一炉,创造了琴乐实践与思想升华浑然一体的新境界,表现出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宋人视琴为"内圣""外王"、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完美结合的现实存在,将琴所承载的道德品格观念与追求上古"圣治"理想相结合,使汉唐淡化的"政统"属性得以回归。士人以"自适"与"体道"为旨归,形成"重意轻音"与"大音希声"的哲思认知,赋予琴文化更为深刻的人文内涵。以琴表达家国情怀,更是颇具时代特征的观念实践与精神超越,底蕴深刻丰富。琴与文学、历史、哲学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融通,呈现出"天人合一"的新面貌,为"宋型文化"之代表。宋代以后,琴文化朝着艺术的专精化、理论化和普及化方向发展,"为治"属性消失,却创造了艺术新辉煌。宋代琴文化"同民心而出治道",对当代新文化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启迪。     

诗与故事的联姻——宋诗中的“传奇”与“志异”

传奇志异诗是以奇人异事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它们具有相对完整的情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会依据基本事实补充合理的想象，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有着很浓厚的传奇、志异色彩。传奇志异诗在宋代得到了突出的发展。宋代诗人对故事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并且注重对“奇”、“异”的凸显，有意识地营构曲折的情节，并发展了代言叙事的故事模式。传奇志异诗在宋代的繁荣，不但直接体现了宋诗叙事性的增强，而且反映着诗歌叙事传统在宋代的新发展。     

宋代理学与文学研究的成功力作——评张文利新著《魏了翁文学研究》

"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是宋代文化极盛的一个重要表征(语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2页).因之,欲于宋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获得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必须关注理学.围绕宋代理学与文学关系这一研究论域,张文利博士已于2004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并获得学界赞誉;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魏了翁文学研究>.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对古希腊悲剧的历史透视

古希腊悲剧的内容以歌颂神灵和讲述古代传奇故事为主.由于古希腊人把丰富的想象力与人文精神融入悲剧,才使其所崇奉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旋律得以展现.然而,如同所有上层建筑一样,希腊悲剧也离不了为其奠定成功之塔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历史的基础,不可避免地打上该时代的烙印.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悲剧的产生、发展和剧情的考察分析,揭示其理想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     

三教视域下的宋代“思无邪”说

"思无邪"说是儒家诗论的重要范畴,对于其意义的阐释从未断绝。宋以前以汉儒的阐释为代表,"思无邪"说多被理解为诗人或作品思想的中正,迨至宋儒,他们对前人以"风刺"穿凿诗意的做法颇为不满,转而以读诗之人的"无邪之思"来解读孔子之意。宋代"思无邪"说的视角转变是对整个汉唐经学阐释体系进行调整的表现,深层透析其社会文化成因,亦会发现儒释道三家文化的交碰与融合。     

朱子对“为己之学”的诠释与建构

"为己之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主题,宋代儒者大多以"为己之学"自期.朱子对"为己之学"极为重视,甚至以之作为划分读书人是否为"吾党"的标准.他认为"为己之学"既是学问的目标,也是为学的基本原则.朱子诠解<大学>,其目的就在于将"为己之学"理论化、系统化,并落实在文本中.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论宋代新儒学的自然哲学观

论宋代新儒学的自然哲学观赵载光宋代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从探究宇宙本源入手，建立起一种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以哲学的洞察和想象，把人的伦理价值安放在永恒的宇宙自然的背景上。它发展了中国文化的有机主义自然哲学，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具有更高的...     

祢衡故事的文化意蕴

祢衡因以才抗世辟邪、以狂卫道抗权而被害成为悲剧人物形象。祢衡故事经过千年流播而持为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其以“才”、“狂”、“悲”为三个重要节点,在千年传响中蕴涵着历代士人的深切悲感之心和深沉不平之意。“击鼓骂曹”作为祢衡话语的关键词和建构肯綮,被铸成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的文化符号。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浅谈《三言》与《宝文堂书目》的同源性

《宝文堂书目》作为明代的私人藏书目录,其著录的宋人小说一般被认为是留存到明代的宋代话本。"三言"也吸收了宋代话本的精华,各家小说史均有论述。《宝文堂书目》作为宋元明话本、拟话本传藏的一个重要载体,与"三言"有很多类似之处。"三言"在吸收元明新作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宋话本小说,这其中《宝文堂书目》功不可没。     

皇权政治背景下的奇特景观:忠文化与关羽崇拜

忠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采取各种手段,大力推行"忠君"文化,倡导关羽崇拜是其重要环节。历史上,关羽一度是以"义""勇"形象出现在世俗社会中的。后来被塑造成"忠"的典型而加以顶礼膜拜。明代对关羽的崇拜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清代则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在上演了最后的疯狂之后,忠君文化终于伴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

上梁文是一种体式独特的建筑民俗文体,宋代是上梁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文人发挥了赋体"铺陈"、"夸饰"的修辞手法,使得宋代上梁文成为文人构建政治、文化以及个人生活之理想国的性情文章。而由此折射出宋代文人的淑世精神和淡泊情怀,也集中地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对宋代文人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