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析——对“十二五”规划中“两个同步”的解读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两个同步”的发展目标,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从“两个同步”的内涵入手,具体分析当前我国提出“两个同步”的原因,并从调整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大力拓宽就业渠道和增加居民收入4个方面具体阐述“十二五”期间实现“两个同步”的途径。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居民收入的大幅增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问题越发凸显出来。笔者通过对当前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提出了建立合理的企业分配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加强税收调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立法,完善制度等方面措施建议,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使所有社会成员能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消费增长、分配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的作用是积极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不仅会使大量投资形成产能过剩,而且会导致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增长艰难。中国必须把扩大消费定位于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而且应将消费总量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打造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会抑制消费增长,严重弱化经济增长的内生拉动力,更会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突出,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乃至社会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应从以下几点着手: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服务业发展,加快消费升级;建立健全各项政策法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总体格局与未来展望

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中国借助改革开放释放的强大动力,快速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使起点极低的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成绩斐然,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痼疾尚未破题、仍难破题。“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彻底斩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死结,迫切需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动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方能再次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延续农民收入“增长奇迹”,最终走向城乡协调和共同富裕。     

城镇化过程中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社会差别的重要体现,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借鉴国内外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方法,对1978—2011年30多年来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变动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特征,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和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同步,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有所改变。与城市居民相比,北京市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还存在较大差距。     

推进“两个同步”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番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居民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要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我国将采取有力措施合理调整分配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将进一步加快。这既符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宗旨．也从原则上回答了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并将为下一步我国制定和实施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方案提供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     

双循环视角下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探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情形下，收入差距、消费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匹配了一套高质量收入不平等国际数据，并使用经典模型验证了数据的可靠性，进而从理论层面分析“外循环”和“内循环”发展模式下“收入不平等—消费内需—经济增长”路径，在经典模型中引入内需变量，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系统GMM)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以“外循环”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收入不平等加剧与内需占比下降同时发生会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以“内循环”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收入均等化与内需占比上升同时发生也会促进经济增长。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应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转变。     

日美两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协调增长及其对北京的启示

按照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实现城乡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的目标要求,文章通过总结日本和美国在此问题的历史规律和政策措施,联系北京实际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对“十二五”时期北京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相关结论期望为解决“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问题提供参考.     

福建农民增收的特点、制约因素及对策

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的年度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当前福建农民增收呈现出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第三产业成为家庭经营纯收入的主要增长源泉、农村内部整体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继续增加、区域间收入差距仍然明显等特点。经济增长放缓、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低、农村综合改革滞后等因素制约着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提出的对策即:拓宽农民非农就业渠道、挖掘农业内部增收的潜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     

居民工资性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研究——以福建为例

本文从福建省社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特征入手,根据1989—2011年劳动生产率及农村、城镇工资性收入数据构建VAR模型,在模型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及方差分解。实证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带动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又会反过来拉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性收入的实证结果上提出促进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对策建议。     

影响农户收入内部差距的“干中学”效应——基于我国渔民和非渔民农户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模式是我国未来农业经济建设领域的重点工作。当前,低收入农户遭受的挤压效应导致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分化加剧,农村高收入和低收入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不均衡成为我国“新三农”问题的主要构成之一。“干中学”作为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概念,是技术内生化增长模型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户经营收入出现了显著内部差异,“干中学”效应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研究“干中学”效应对农户收入内部差距形成的作用机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为此,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将“干中学”效应嵌入到人力资本因素当中,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渔民与非渔民群体的收入差异进行分解,得出了“干中学”效应对渔民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等结论,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培训指导以增强“干中学”效应在农户收入增长中的促进作用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户收入增长出现结构性失衡、农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十五"时期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十五”时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和改革举措,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农民消费增长出现积极变化,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一、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回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 2253元增加到2005年的3255元,增     

收入分配是技术进步的源动力

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有广泛的共识,但技术进步不是“无中生有”,它依赖于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具有明显的“内生性”,收入分配对它的激励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相对稳定的,有较明显的“外生性”特征,因此是可以调控的“变量”,它是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的长期动力。文章从激励效应和总需求效应两个方面分析了收入分配影响技术进步的机制,并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收入分配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实证研究表明,劳资收入分割的合理性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对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     

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探源——以宁夏为例

本文围绕宁夏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的状况,从投资、消费和居民收入分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的主要原因,一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消费率难以提高;二是消费结构不协调,居民消费比重太低;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协调,居民分配收入份额下降;四是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五是城乡之间、居民内部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居民收入增长质量,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为国聚财尽显国税新风采——桂林市国家税务局“十五”工作回眸

“十五”期间,桂林市国家税务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各项税收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共组织税收收入85亿元, “十五”期末的国税收入比“九五”期末增长了77％,年均增长12．05％。依法治税工作得到进一步推进,深化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论改革攻坚期中国经济矛盾治理的机制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方式和调结构的关键期。因为形势复杂、改革难度大、任务艰巨,亦称改革的攻坚期。目前,中国传统的粗放式经济竞争力不断下降,经济下行态势明显,国际环境不容乐观,社会稳定压力较大。保增长、调结构、增收入进退维谷。基于习近平“全面运筹”战略思维方法、“深化改革驱动创新”实践方法的启示,宏观调控严密督察机制、新上投资项目环保评估公开机制、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激发机制、经济政策和产业调整对就业影响的评价机制和核心经济指标科学联动制约机制是改革攻坚机制创新的着力点。     

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 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庇古“收入均等化”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收入均等化”理论是亚瑟·塞西尔·庇古提出的一种增进社会福利的分配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福利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分配的状况。应当在不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通过收入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福利。从庇古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汲取思想的营养。用于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这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

●本文针对我国农村改革后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从理论上对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规律性的变动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我国现阶段在宏观上应继续维持分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快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只有在此基础上通过“先增长,后分配效应”和“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费改税”与政府收入规范化研究

我国收费膨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集中表现为政府收入机制的混乱和政府行为的扭曲。“费改税”就是针对目前我国“费多税少”的、不规范的政府收入格局而提出的一项综合性改革任务和政策主张。现实地分析了积极推进“费改税”工作的迫切性、必要性和“费改税”进程的复杂性、艰难性 ,提出了“费改税”的目标在于建立起以税收为主、收费为辅、“税费并存”的规范化的政府收入机制。提出了“费改税”的基本思路是取消一部分、保留一部分、转出一部分、改税一部分和征税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