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公共属性研究

自由主义者往往认为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是一种零和关系上的博弈,只有政府干预的减少才会使公民的权利得以扩大。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观仅仅关注到了权利的可欲性问题,却忽视了权利的可行性问题。霍尔姆斯、桑斯坦从研究权利所依赖的成本入手,提出了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权利观,认为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政府干预的减少必然导致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要想将纸面上的权利或道德权利变为切实可行的法律权利,必须依赖于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警署、法院等国家机构。如此,公民个人所享有的私权利,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公共属性的色彩。     

论监督权力和监督权利的关系及良性互动的实现

公民的监督权和国家机关的监督权是词义相近但性质和含义却有很大差异的两个概念,公民监督权利的法理基础是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监督权力的法理基础是权力制约原则.公民监督权利行使的强弱和频繁程度主要取决于国家权力行使的合法、合理、公平、公正性.当监督权力弱化或失效时,公民监督权利行使的频率会大大增加以对监督权力的空缺进行补位.在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时,应注重健全和完善监督权力、实现监督权利对监督权力的制约、发挥监督权利对监督权力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最终达到监督权力和监督权利的良性互动.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论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衡平:社会契约论视角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个体权利,社会个体权利是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的依据。当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后,其行使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在社会契约理论下,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既能够给予国家权力必要的权限,又要对国家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自治权的不当干预;既能够维护公民的自治权,又要防止公民自治权的滥用,破坏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是一个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保持平衡的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内涵,对处理我国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现代视野中的城邦“民主化”进程和观念形态

以民主制和贵族共和制著称于世的古希腊、罗马城邦制度是在阻断了王制后发展起来的。这一“民主化”进程与希腊罗马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有深刻内在联系 ,城邦中体现原始民主的组织机构———贵族集体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始终存在。原始民主传统强化了城邦时代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理念及价值取向 ,其主要是 :集体治权观念、权利平等观念、城邦公益观念。它们反过来又巩固了城邦民主共和制度     

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哈贝马斯对社会权力的二元诠释——从马克思存在论角度进行的一种解读

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角度解读社会异化状况,将它解释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他看来,社会权力源自交往的扭曲,它们是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原因之一。从马克思的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注意到系统与社会权力的直接关联,亦察觉到社会权力对生活世界干预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但他并未揭示出社会权力的真正本质。哈贝马斯直接用政治理性设定社会权力的存在,并在政治理性视域下描述社会权力的制度化,这样,哈贝马斯非但不能发现社会权力的真实起源,也无法真正扬弃资本的权力。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实质上不过是应用政治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多元利益的张力诠释社会权力起源的一种叙述策略。     

论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

当下流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观念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形成了冲击。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不同,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私混合领域的中间层面,并力求建构一种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公共管理关系,这其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着不同;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也存在重要的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考察,来确保行业协会改革过程中“权力”获取渠道的畅通和“权利”保障方式的有效。文章通过对“权力”和“权利”概念的分析,以及我国行业协会现状的简单描述,揭示了困扰行业协会行使和享有“权力”与“权利”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了在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的对策建议。     

试论中国法律传统与观念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影响

中国法律传统与观念对公民权利意识产生严重的影响,以“刑文化”为核心的法律观念压抑了公民权利意识的生长,“无讼”、“息讼”阻抑和弱化公民的权利意识,使正义价值丧失,压抑了公民通过法律程序保护自身权利的观念.缺少独立的司法机构,公民的权利难以得到真正的维护.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

国家权力是有限度的。然而,国家权力经常以各种理由侵犯着公民的权利。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往往是国家权力从违反权力正当性的原则开始的,因此,对公民权利的捍卫,也必须从捍卫权力的正当性开始,任何人类理想的实现,不管是正义也好,还是平等也好,都不能超出正当这条底线,否则就侵犯了公民的自由     

论哈贝马斯的世界市民社会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市民社会理论是哈贝马斯普遍性政治哲学之创构的焦点。哈贝马斯界定和讲述世界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界定和讲述市民社会的方式相重合,但由于涉及不同的语境和问题,这两个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存在诸多殊异。具体地说,在世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主要凸显的是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及其同时链接到的主权、人权等问题,是要求在世界公民的视野中进行全球治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权力从而使民族国家步步走向消亡之论断的一种辩护,这些内容在他之前讲述市民社会时未曾论及。世界市民社会理论即便有一定范围内的经验作为支撑与验证,在涉及民族主权、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它却经不起精察洞问的考量与推敲,因而必须受到质询。     

论传媒法的宪法属性

传媒法是调整传媒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传媒组织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核心是调整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因此,传媒法具有宪法属性。英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法规的制定、实施与废除,都与现代宪法规定的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宪法应保障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新闻与出版自由、民主等权利紧密相关。我国尚无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法。在传媒的立法和实践领域,需要我们对政府权利和公民的权利给予恰当配置,限制政府公权力的范围,培养公民的能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宪政维度下公民的公正审判权

宪政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权力制约为原则的政治形态,公正审判权正体现了作为公民获得公正司法的权利,具有权利维护和权力制约价值。中国要建设宪政国家,就必须切实保护好公民的公正审判权。     

宪法的本质与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

从本质上讲,宪法体现的是一种控制权力的理念,但控制权力并不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宪法规范必须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合理安排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关系,最终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来实现我国宪法的价值转变.     

他者的权利问题——知识一权力论的哲学批判

他者的权利问题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通过比较利奥塔、哈贝马斯和福柯在知识权力论方面的思想异同 ,本文试图探讨在一个工具理性和真理性话语或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 ,当代西方学者对知识、真理和权力的合法性所作的反省 ,并探讨由此而暴露出的作为理性之对立面的非理性存在或理性之他者的权利问题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与实现

公民基本权利脱胎于近代自然权利,它是以防范政府权力为其根本功能的.以自然权利为内容的基本权利谱系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增添了新的权利内容,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中出现了拥有巨大社会性权力的法人组织,而它们虽从属于私法主体,但却有别于一般个人私法主体,它们所具有的社会性权力实际上类似于国家权力,它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私人政府",能够支配和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对于这些能够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私主体,仅仅运用私法手段进行调整显然无能为力,所以公民基本权利效力即达及这些"私人政府"组织,但不能延及一般私法个人.所以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抵抗与防御政府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因而,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还主要依仗宪法.通过建立宪法诉讼与宪法救济机制得以实现;其次私法法人主体侵害了基本权利的案件,对这类案件单靠私法自身体系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因为它超越了私法领域而进入了公法领域,所以这类案件还主要通过宪法得以解决.     

试论公民社会权利的制度保障

公民社会权利是指公民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而且当基本生活条件不具备时有权要求国家予以提供。由于民主的制度缺陷,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别,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国家公权力制约不足使公民难以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且无法得到国家权力的有效保障。因此,切实推进民主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进程,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权力监督制度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对民主制度的推进,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对权力监督的强化都将成为从制度上保障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有力依据。     

他者的权利问题--知识-权力论的哲学批判

他者的权利问题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通过比较利奥塔、哈贝马斯和福柯在知识权力论方面的思想异同,本文试图探讨在一个工具理性和真理性话语或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当代西方学者对知识、真理和权力的合法性所作的反省,并探讨由此而暴露出的作为理性之对立面的非理性存在或理性之他者的权利问题.     

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     

论权利意识与法治

法治的核心是实现公民的权利,国家权力必须认真对待权利.公民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执法人员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和能否文明执法,对法治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公民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实现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现代法治社会的执法者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为公民的权利提供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