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问题到政策制定：政策过程分析的“多源流”理论—以A市PX项目的迁建决策为个案分析

“多源流”理论是用来解释国家层面上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尤其是在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选择过程,是西方应用比较广泛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通过运用“多源流”理论对A市PX项目迁建决策过程进行个案分析,验证了该理论在解释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多源流理论的应用探索——兼论《出境入境管理法》出台的动因

多源流理论是针对政策议程研究的重要工具.本文在理论修正的基础上,尝试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并在结合国内政策过程实际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理论扩展,借用扩展后的多源流模型,对国家出入境政策——《出境入境管理法》的制订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描绘了问题、政策、政治这三种源流的动态作用,以及与政策之窗的结合过程,针对理论在国内应用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讨论.     

基层公共决策的多源流模型与特点:“网格巡察”政策的实证分析

运用政策的多源流分析方法解剖和考察,上海市某区A镇"网格巡察"政策的形成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交汇影响的产物。政治源流因素压倒问题源流成为推动政策形成的主导性因素,使得该项政策的形成更为接近于"政策方案——寻找问题——方案论证"模式,而不是简单的"问题解决"模式。这种模式突出政治源流中包含的行政体制因素、政策溢出效应、技术发展因素、问题规避因素和智库的"政策论证式"参与等因素,并可能造成基层公共决策中方案意识压倒问题意识、明星效应压倒绩效评估的后果。     

公共政策何以轻重缓急？——以网约车政策历程为例

为什么公共政策出台有轻重缓急之分？在政策制定中，注意力分配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政策制定的“三明治”框架，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回答。本文在多源流框架的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的基础上，提炼了问题与政治两个要素，结合政策制定的二重合法性，提取出社会问题的突出性与政治导向的吻合度两个框架要素，认为在二者的互动影响下，政策形成了专题型政策、愿景型政策、综合型政策、观察型政策四种类型。文章以出租车政策验证了以上四种类型，并发现四类政策分别发挥了重点解决、指导调解、关注和潜在观察社会问题的作用，政策注意力呈现阶梯分布，解释了政策的轻重缓急之分，拓展了多源流框架。     

从多源流分析理论看俄罗斯高校评估政策的认定

鉴于政策制定的模糊性特点,而多源流分析理论又是解决模糊性条件下政策制定问题的一种理论方法。因此,本文运用金通的多源流分析理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来剖析俄罗斯高校评估政策的认定问题。     

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议程设置问题分析

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议程设置是多源流议程下"舆论流""提案流""政府流"三流合一的结果,但积分入户问题的察觉、问题进入议程的论证以及具体积分入户方案的出台,政府都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学界和传媒的"舆论流"使农民工入户问题进入政府视线,政府对其察觉的众多社会问题进行筛选排序,决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优先顺序。其次,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人民政协等政策代表的"提案流",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入户政策的议程准入权重。最后,在科学民主决策体系的基础上,政府借助专家的咨询论证,实现最终决策。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家庭养老床位试点政策制定：形成机理与发展趋势

家庭养老床位政策是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分配性政策，其概念内涵、议程设置与发展趋势研究尚缺位。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政策制定过程提供方法论指导，对分析家庭养老床位政策制定有强适切性。老年照护资源的供需矛盾与地方自发试点政策的局限构成问题源流；地方政府先行试验，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言献策构成政策源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与公众的家庭养老床位诉求构成政治源流。伴随三流耦合与政策之窗开启，家庭养老床位政策议程确立。呼应时代发展的老龄化趋向，构筑科技赋能的家庭养老床位政策体系、完善非正式照护政策已成家庭养老床位政策发展趋势。     

从“市管县”到“省管县”: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基本确立了以"省管县"取代"市管县"的改革方向,并已付诸实践,但这一个过程所涉众多,进展缓慢。本文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选取关键性影响变量,以修正的多源流框架分析、考察这一政策现象,对其中呈现的政策图景做出描述,从而预见并指出,"省管县"替代"市管县"的过程是在一个集小胜为大胜的期待和实现中,逐步完成的,但这一过程不会过于平顺,其间有曲折、反复甚至是退缩。     

对社会政策替代过程的新解释

政策终结是政策循环中新旧政策更替的承前启后的环节.无论是政策的研究者还是实际操作者都知道政策终结并不是一件易事.政策终结有多种形式,现实中较为常见的是政策替代,但其过程同样不易.既有的政策终结与政策替代方面的研究既不够丰厚,也存在某些缺陷.传统的政策阶段论模式因过于强调理性,因而用来分析政策替代时解释力不足.近年来,部分学者又基于机会论的考虑,将多源流分析框架作为模式运用于政策终结研究,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因缺乏对适用条件、影响变量等方面的考虑,终究不能令人满意.有鉴于此,回归并重新解读多源流分析框架,从渐进主义逻辑和非理性因素影响等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匡正以上两种解释模式存在的弊端.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之窗开启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多源流理论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理论.借鉴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政策议程设置与优化过程,突出令人瞩目的问题指标,引导人们关注政治动向,促成三流汇聚,阐明我党意识形态政策之窗开启的议程特色和政策企业家的身份特性,探索政策合法化的内生动力,将促进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之窗持续开启.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基于法理与现实的探讨

"单独"二孩政策的启动,无疑是现阶段对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一个重大调整,意义重大。试图通过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解读,一方面从法理上得出其是我国人权保障的一大进步,给予了家庭更多的生育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则从我国现实来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对延缓我国老龄化进程和在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方面能起到的作用。     

人口发展与家、国生育目标比较——基于制度的分析

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家庭和国家多有功能性生育目标。总体上,在同一时期,家、国生育目标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近代之前农耕为主时代,由于人口死亡率高,家、国均将多育作为目标,生育制度也表现为鼓励生育。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死亡率降低,多育模式延续之下,家、国均感受到生存压力,政府的节育、少育政策首先被城市民众所接受,两者形成共识。但80年代初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在农村推行受阻,而且多数城市居民起初也难以接受,他们在政策约束之下放弃二胎生育,这是家、国生育目标不一致的重要表现。目前独生子女政策中止实施,民众的生育目标具有多样性。我们应该探寻既使家庭生存质量提高、又使社会与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路径和对策,而对家、国生育行为和目标进行深入调查和论证才能形成对家、国均有利的政策。     

粮食统购统销:一个经济史的分析框架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重大举措之一。严峻的的粮食供求矛盾是它出台的直接原因,而配合"三改"满足国家工业化发展需要则是深层次原因。分析整个政策出台过程,可以发现党对统购统销政策的采用具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从短期看,统购统销政策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是显著的,但从长远来看,却有不小的弊端。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有利于解决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现行农村只允许独女户生二孩的一孩半政策有两方面的负面影响:(1)"一男孩价值二女孩"的心理暗示作用助长了重男轻女、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2)一孩半政策本身造成了二胎女孩出生数结构性减少.通过家庭人口预测两性平衡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出生性别比假定条件下,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年男子因婚龄女性短缺而找不到妻子的问题也要比"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严重得多.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是解决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严重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倡导联盟框架下中国住房政策变迁分析

住房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住房政策的微小调整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格局的变化。住房政策的出台也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本文利用最具影响力的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之一——倡导联盟框架理论来对中国住房政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的住房政策走向进行预测。     

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化所引发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其根源就在于独生子女家庭已不具备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从养老角度来看,国家近期推行的"单独"可生育二胎政策也是为了缓解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养老困境。在上述问题背景下,本研究将对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实证研究,运用logistic定量分析模型,根据老年人对于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三种养老模式的选择意愿及影响他们选择的因素,分析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中老年人面临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大核心养老问题,并结合这些问题针对如何集国家、社会、家庭三方力量解决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养老困境提出相关建议。     

客观认识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最近几年,我国人口学界的研究视角聚焦在人口政策上,影响了广大民众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从放开"单独"二孩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出台,把社会对生育政策的关注度推向了高潮,成为热议话题,众说纷纭。总体上看,指责计划生育(主要针对一孩生育政策)的偏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为应对人口婚育发展趋势的新变化,国家和家庭应采取积极互动的办法,未雨绸缪,防止"少子化"倾向在我国蔓延。     

论明代“戏禁”政策对士大夫阶层戏剧活动的影响

明代初期以树立朝廷纲纪、防止官员腐化为根本目的,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士大夫阶层的"戏禁"政策,其经历了从明前期厉行规约到明中后期渐行废弛的发展过程。明初朝廷在树立"礼乐治国"的形象以拉拢士人、实现吏治清明、倡导节俭风尚等方面的需要,是这些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戏禁"令本身没有全面禁绝士大夫的戏剧活动,也没有对戏剧在文坛业已取得的地位形成根本性冲击。宫廷演剧风尚对士大夫的影响,以及皇帝个人对戏剧的爱好,都推动了"戏禁"政策最终走向废弛。"戏禁"政策显著地影响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戏剧活动,戏剧教化论观念成为明代文人戏剧理论的重要基石。     

生育二胎:“双独夫妇”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全国五大城市已婚青年调查数据,以非双独夫妇作为参照,对"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描述与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过60%的"双独夫妇"依旧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在30%-40%之间.同时,他们的生育意愿与非双独夫妇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除了不同城市有所不同外,"双独夫妇"的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有无孩子等因素均与其二胎生育意愿没有关系.研究结果对于未来生育率变动的预测,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中国科技政策网络分析:行动者、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

科技政策既是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准则,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引导和制度保障。政策网络作为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权威分析路径,对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政策网络的研究主要分为"利益集团的协调"和"治理"两种流派,前者关注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和这种结构关系是如何影响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的;后者从治理的角度出发,政策网络被认为是一种治理模式,它经常被用于调整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网络结构,从而有利于政策结果的产出。要全面了解我国科技政策的现状和挖掘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对其中行动者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寻找调整行动者网络关系的途径,从而建立"利益协调-治理"的分析框架,厘清我国科技政策中政策网络类型、行动者类型间网络利益关系,并提出相关治理策略。通过收集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的科技政策文本,在政策网络理论的指导下分析科技政策中的行动者,总结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五种网络类型的主要行动者,揭示行动者之间的结构与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