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

本文尝试从法理学的角度,以法治的理念透视井剖析民事诉讼中处分权、审判权、与检察权之间的应然关系及其运作机理,深入反思与检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模式、民诉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而对当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尤其是民诉法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构想。     

《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昉、殷钧《四部目录》”

《隋书·经籍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而是针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暅"术数书目录"而言——《隋志序》将此二者合并理解为一种目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读;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只有四部,并不包括祖暅《术数书目录》在内,也不是缺少了《术数书目录》的不全本,《隋志》将其著录为"四部"目录无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不可等同;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对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等没有影响。     

思想的光芒——铁人王进喜“五讲”探源

“讲进步不要忘了党,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1966年10月4日,铁人在北京开会时给一位青年演员题写了“五讲”。2007年10月,41年后,当事人被找到,41年前尘封的往事再次呈现。“五讲”体现了铁人的高贵品格,体现了铁人对待事物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从“佛商”来看佛教文化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整合——韦伯命题再批判

韦伯认为中国佛教文化思想的内涵及其衍生的行为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而近年来我国“佛商”群体的兴起,体现了佛教文化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整合,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对韦伯命题造成极大的挑战。佛教文化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现阶段发生整合有其特殊的原因,本文就深入分析二者发生整合的原因、条件和可能性。     

“大社保部”设想的可行性与路径分析

在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开始之前,民盟中央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向中央高层提出了建立"大社保部"的动议,虽然此次提议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并未获得通过,但是基于大部制渐进式改革的特质,这一动议也有可能成为未来改革的内容。组建"大社保部"应当首先整合行政管理体制、明晰权责体系,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逐渐完成机构整合中权力重组的过程,最终实现"大社保部"的构想。     

宋代传播艺术及媒介特征——从“邸报”、“小报”、书院说起

北宋和南宋各经历了九代皇帝，三百年的时间给今天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物质生产领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宋代传播领域掀起了一次革命；传播活动方面，“邸报”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报纸统称在这一时代细化起来：“邸报”代替了“进奏院状”，官方信息传播系统更加健全，“小报”这一民间传播方式出现，引发了争议；教育活动方面，书院作为教学机关更加完善，理学思想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媒介在宋代得到了改善，传播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发展，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更加发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形态说”“五形态说”解释

本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大图式———“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和论证 ,并以此为分析框架 ,进一步解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实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统一。其主要论点是 :( 1)提出马克思划分三种社会形态的依据是社会生产类型 ,划分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据是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 =社会生产类型 基本生产关系 )。 ( 2 )认为社会生产类型是抽象把握而不是现实形态 ,作为现实形态的是具体的生产方式 ,“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 3)把握社会历史进程要以“三形态说”为基本尺度 ,但仅用抽象形态的“三形态说”(抽象的往往是简单的 )尚不足以把握表现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生产方式。 (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商品市场经济不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其核心问题是解决商品市场经济社会生产类型与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统一。     

“五个必由之路”与“五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的新时代意涵和内在逻辑

分析形势和任务、研判路径和条件、总结成就和经验,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独特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在已经过去的新时代这近十年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积淀了习近平总书记阐明的“五个必由之路”的新鲜经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发展仍具有“五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我们必须因势利导,主动应对仍然存在的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甚至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历史关口,继续走好“五个必由之路”,善于用好“五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刻思考和回答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自觉、现实要求与必然逻辑,进一步深化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与历史自信。     

从第五次反“围剿”看中国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和必然的。对此,第五次反“围剿”的背景、战事、战法及失败和所带来的历史转折,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其实质是党内两条思想路线的决定性斗争。认识这段历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减贫效应——基于“五通”作用机制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9年11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五通”为基本概念框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减贫,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到了印证;“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对外投资、双边贸易,显著推动沿线国家减贫;“一带一路”倡议对与中国金融合作程度、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减贫推动作用较大。“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从“五性”上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一是教育的对象,要体现层次性;二是教育的内容,要加强针对性;三是教育的授课,要强化说理性;四是教育的方法,要注重多样性;五是教育的主体,要具有示范性。     

净土宗对印度佛教“业报轮回”主体的改造——从“业报轮回”主体的发展看中印佛教的不同

业报轮回主体在印度佛教发展中经历了由“业”的承受者转移到“补特伽罗”，由“胜义补特伽罗”转移到“阿赖耶识”的发展路径；业报轮回主体理论在中国佛教的引入与发展是由慧远完成的，创立了业报轮回主体的“灵者”说，后来被昙鸾、道绰和善导运用于“往生”这一净土理论特质，对“灵者”作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获得“阿毗跋致”的安置，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佛教中的业报轮回思想；本文从业报轮回主体理论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不同发展，进而指出中印佛教在神灵观、轮回主体产生与发展路径等方面的不同。     

“五瘟”文化之民俗语意与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五瘟神”图像考辨

瘟疫与人类的发展史相伴随,并对人类的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五瘟＂文化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以及医学科技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由于古代科技、医疗手段的局限,导致古代先民对瘟疫产生的恐惧心理,只能借助一些民间的宗教仪式来进行＂治疗＂。＂五瘟神＂文化就是传统中国文化和宗教体系互相交汇后的产物,并且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形主体文化形式。作为山西水陆寺观壁画的主体神祇,＂五瘟神＂从图像样式到文化内涵有着不同的地域特征。     

规则与秩序:清代“不应为”律司法运作实态研究

自唐代律典正式设置"不应(得)为"律始,至清代《大清律例》"不应为"条的存在,作为兜底条款的"不应为"律通过不断增修新例以强化其"庶补遗阙""以德礼坊民"功能的实现。本文通过《大清律例》中有关"不应为"条规定的律例梳理,对《刑案汇览》《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以及地方档案的整理,发现该条在法律文本的规范与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这是统治者试图赋予司法官员揣摩立法原意,准确适用自由裁量权,达到案件依其轻重处罚,实现司法公允。这种立法目的也是现今国家立法需不断思考的问题。     

关于“文革文学”“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变迁——以五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新时期有关"文革文学"研究史,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一笔抹杀"阶段("空白论"废墟说");2、"替代叙述"阶段;3、"等级划分"阶段;4、"真正面对"(即"学术化")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革文学"叙述的变化,隐含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观念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全部可能性与曲折过程。     

五凉的儒学与佛教——从石窟的早期功能谈起

五凉时期,儒学发达,佛教始盛。在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中,此时开凿了一些石窟。本文从这些早期石窟的始凿及其功能这一视角出发,对五凉时期的儒学与佛教状况进行了对比考察,认为五凉前期已经有了开凿石窟之事,但多为儒学学者所居,他们著书立说,聚徒授学,从事私学教育,规模可观。后来,随着官方儒学的进一步兴盛,民间私学逐渐从山区向都市转移,儒学遂离开深山,而佛教在五凉后期趁机占据了祁连山一带的石窟,开始了佛教石窟的时代。     

浅谈“五个必须”在党报实践中的运用

“五个必须”是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党对新闻宣传提出的最新要求,是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做到“五个必须”,是党报职责所在、生存所系、发展所需、大势所趋、根本所依。深入理解和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精神实质,并在实践中运用好、执行好,必将使党报影响力和凝聚力得到全面再提升。     

论“五个统筹”与区域经济发展——以东北振兴为实例的分析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加以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更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特别是需要按照“五个统筹”的战略方针,系统地解决好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走向“后诺奖”时代——也从莫言获奖说起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后诺奖"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有三个问题亟待继续思考和讨论。首先是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问题。一方面,莫言的创作与其说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不如说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莫言的作品又吸引了一批翻译家,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各种外文,在全世界传播和接受。第二是文学经典与文学标准问题。诺奖的标准并不等同于文学的标准。最优秀的作品是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这些文学经典绝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定的结果,它应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和标准。第三是"诺奖"之后的问题。莫言获奖之后,中国作家没有了"诺奖"的焦虑,应该可以成为更加纯粹的作家,这样他们不仅越来越接近乃至超过了"诺奖"的标准,甚至可以参与创建文学的标准。     

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从《诗学》中“■”一词的汉译说起

悲剧的意义在于通过引发■(pity)和■(fear)使人的情感得到■(Katharsis;陶冶、疏泄、净化)。如果不能准确地理解前两种情感,那么,争论■一词的内涵毫无意义。国内《诗学》主流译本把希腊词■译为怜悯误解了亚里士多德所用■一词的原意。它不仅严重损害了经典学术著作翻译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而且遮蔽了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理论的深刻内涵。为了克服■主流译法的表面性和肤浅性,应该以懊悔取代怜悯,如此方能彰显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独特意义和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