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几个问题

非法集资犯罪涉案金额巨大、受害人众多、社会危害严重,且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政法机关对非法集资犯罪的打击从没放松,但其发案态势仍不容乐观。应针对非法集资犯罪发生及处置中的具体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不同的应对策略。     

论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地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论近代外国侨民的“上海情结”——以“上海问题”争论为中心

1927至1931年间,所谓的“上海问题”,即上海租界的出路问题,引发了外侨与国际人士和中国人之间的一场争论：国际人士和中国人指责外侨歧视华人和维护特权地位,导致“上海问题”无法解决。面对这些尖锐的指责,外侨亦不肯缄默,以谁对上海的发展贡献大、谁是上海的主人、未来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等问题予以回应。外侨所争虽有维护既得利益的一面,且难以掩饰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但深入考察这场争论可以发现,外侨回应的依据、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揭示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叙事模式所未能完全涵盖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主张上海租界发展的独特性自有其现实依据;商业利益的正当性则出自西方近代的自由贸易理念,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紧密相关,以今天的角度观之,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有一定契合之处。     

公共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898-1949年的上海

20世纪前半期是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卫生制度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推动角色。公共卫生制度的形成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民间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广泛参与,民众个体的文明习性因此逐渐养成,推动了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现代性的增长。     

关于上海大都市圈建设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上海大都市圈不应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单极,而应该是由多个各有优势、各具特色的城市构成的多极;应从经济地位和经济关联度而不能仅从地理、交通来考虑上海大都市圈的外延,一些距离上海相对较远,但在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亦应纳入上海大都市圈的范围。上海提出的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战略目标必须由上海大都市圈为核心的苏浙沪三地共建才能实现。建立上诲大都市圈和“四个中心”,苏浙沪两省一市应建立竞争基础上的合作关系。     

近代市民小说的价值取向问题探讨——兼论上海沦陷区文学主体创作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注重政治标准而舍弃了对许多文学创作的研究与编撰,现代社会,应该以更包容更客观的视角去审视一些特殊时期与特殊群体的创作。考察近代市民小说的价值取向,发现其在文学形式、文学语言、文学的"平民化"、"大众化"、"通俗化"、"商业化"方向取得了重大进步,实现了新价值观念的传播,诠释了多元文化冲击下的新道德伦理的产生,加速了旧道德、农耕文化、宗教文化、宗法文化、家族体系的瓦解,提升了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消费,引起了市民审美情趣的城市化定位,为城市走向新的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背景下的庭审翻供问题研究--对2011-2013年655起案件的实证考察

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实施后近三年庭审阶段655起翻供案件为样本做出考察,重在讨论公诉机关与法官在面对被告人翻供时所呈现的复杂策略与态度。通过考察发现,尽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被告人有效辩护提供了契机,但实践表明法官在证据采信、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等方面仍有失公正。司法层面上翻供现象的逐步消除,不能只依赖立法的完善,更需要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一系列配套措施与外部条件的建立与完善。     

客商“在地化”的概念、进程与其意义——以近代兰州客商为中心

在客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客商经历了从行商到坐贾,从客贩、侨寓到定居的双重转变。对于这种转变,学界形成了＂侨居＂、＂土著化＂、＂本土化＂等不同观点。文章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客商的这一转变应视为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发生的＂在地化＂过程。在进入→适应→融合的发展轨迹中,近代兰州客商的在地化过程突破了传统中国浓厚的乡土意识,诱使客商在客籍兰州安家置业,寻求长期发展。在地化客商作为商人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克服了一般客商的局限性,促进了市场整合和土客互融,也推进了近代兰州区域市场的发育和发展。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去罪论——兼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1条对《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定并未能解决长期以来社会对该罪"口袋罪"的诟病。该《解释》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四要件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泛化的"公众存款"不当地压缩了为公司法、合同法等基本法律所保护的投融资活动;二是不特定对象与公开宣传并不能清晰地界定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性;三是它无视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同银行吸储(放贷)一样均属于合法的吸收社会资金活动,且不当地强制要求前者须经过政府部门的事先批准。基于此,并结合我国现行有效的民商事基本法律之规定,应该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去罪化处理,回归其应有的合法本性。     

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1882-1945)

从晚清至抗战结束前,上海一直是日本人在华办报活动的重镇.甲午战前的日系报刊,出版时间既短,发行数量又少,且局限于日侨社会中,影响力有限;甲午战后,上海日系报刊开始突破性发展,且大多支持中国进行维新改良;但在1903年以后,由于受日本对华基本国策的影响,日系报刊对中国的革命思潮大加批判,逐渐偏离了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进入民国时期之后,这种情况便更加明显了.     

现代日语英语化探析

英语作为当今世界通用的语言,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语言。现代日语在英语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各种显著变化。本文就这些变化作一详细分析,并试析其原因,以期对现代日语的发展加深了解和提高日语教学效果。     

发挥海陆兼备优势是大型海陆复合国家的必然选择

海陆兼备是中国地缘政治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国只有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蓝色海军,才能发挥海陆兼备的优势,才能为中国贯彻独立的外交战略提供保障。一个世界大国必须有独立的全球战略,不能也不应该把他国的反应和意愿作为制定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据。     

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抗战时期晋西北农村土地流转实态分析

抗战时期,在战争与中共革命的双重影响下,晋西北农村土地呈现出快速流转的态势,具体表现为土地纷纷由农村富裕阶层向贫苦阶层或由地主富农阶层向贫雇农阶层转移,其转移结果使整个农村土地日益“均化”。土地发生流转的因素很多,但中共推行的减租减息和负担政策乃是主因。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经济势力向黑龙江地区的扩张

日本对黑龙江地区的经济侵略始于修建中东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经济势力向黑龙江地区逐渐渗透;大战爆发后,乘沙俄和其他列强势力衰落之机,日本经济势力向黑龙江地区急剧扩张。大战结束后,日本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其在黑龙江地区已经取得的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经济势力向黑龙江地区的扩张,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该地区的全面经济掠夺打下了基础。     

论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

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是我国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彻底走向市场经济的最终历史任务。它可以打破目前我国农村半市场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家庭经营格局 ,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我国特殊的国情 ,土地市场将以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形式出现。因此 ,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 ,加快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进程     

二战前中国的日本文化教育研究

作为一个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或者是日语教育者,怎样评价今天的日语教育,如何发展今后的日语教育,这需要认真反思过去的日语教育及日语教育中的日本文化教育历史。本论文以二战前的日语教育状况为视点展开研究,重点阐明了战前日本文化教育的历史、政策、内容及特征。     

透过日本经济强势看日本银行弱势

日本经济强大,银行业发展却存在巨额不良资产处置,公司治理结构落后,经营管理模式制约,业务品种少,信贷风险集中等问题。通过分析制约其发展的银行制度、金融危机诱因、组织文化以及文化理念和教育制度等因素。有利于我国银行业加强风险与资本管理,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新型银企关系,加大业务创新力度,提高银行盈利能力。     

土地发展权、农地征用及征地补偿制度

土地发展权是指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利的权利。农地征用补偿除了支付农地所有者传统的土地所有权价格之外,还应该对土地发展权给予补偿。此外,由于当前我国农地对于农民还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这决定了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必须有更宽广的边界。     

日本文化的异种杂交特质

日本文化没有“固定的本质”,具有异种杂交的特质。古代日本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创造的日语汉字和假名文字,决定了其异种杂交的本质。明治以来对欧洲哲学思想词汇的翻译,实质上是对中国的汉字的重新组合。把日本语和日本文化还原为“一种本质”是不可能的。企图强调本国文化“本质”的“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的美学理论和教育,都是注定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