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橘颂》并非屈原写给自己的诗篇

《橘颂》期许与歌颂的人物对象,自汉代以至当下楚辞学界一般的主流诠释均认为是屈原自颂自期,即《橘颂》是屈原写给自己的作品。但通过细读文本,还原《橘颂》创作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我们发现屈原通过《橘颂》进行自我赞美和期许的诠释并不正确。"南国""受命不迁""更壹志兮""任道""嗟尔幼志""自慎""秉德无私""参天地""伯夷"等,均彰显《橘颂》中使用的核心词汇属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元素;从"颂"属于祭祀场合用的赞美诗,而"伯夷"身为一国之太子以及"愿岁并榭,与长友兮"这些因素看,屈原不可能以《橘颂》来自我赞美和期许;屈原在《橘颂》中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期许和赞美的对象应是举行"加冠礼"时的楚威王太子芈槐。换言之,《橘颂》是写给楚威王太子芈槐的诗篇,其文本性质为"加冠礼辞"。     

《橘颂》的作时与象征意义

多数学者认为《橘颂》是屈原早年作品,以橘自喻。有关材料显示,《橘颂》作于楚怀王三十年,以橘比喻、象征太子横。     

《楚辞》研究二题

《楚辞》为刘向所集无可疑;其不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问题在其体例本身。《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２５篇”,即《楚辞章句》中《渔父》以上２５篇题“屈原之所作”者;据今存文献,没有汉人对这批作品之归屈原持异议。     

上博简类楚辞作品与屈骚比较探析

《上博简(七)》中的《凡物流形》与《上博简(八)》中的《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鶹鷅》五篇文献,整理者将它们归为楚辞类(体)作品。这几篇文献的释文一出版,便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且多数研究者认为这几篇文献与屈原作品有着相似性关系。我们认为上博简这五篇文献与屈原作品比较,不论是从艺术表现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相似性只表现在《李颂》与屈原《橘颂》的写作形式和表现内容,及《凡物流形》前三章同《天问》的问句形式及内容上。     

也谈《橘颂》的创作时间--对许富宏先生商榷文章的再商榷

许富宏先生就《橘颂》的创作时间问题同赵逵夫先生的商榷 ,建立在两种误读的基础之上 ,故而其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就目前文献来看 ,赵逵夫先生关于“《橘颂》是屈原举行冠礼时的明志之作”的观点是最有说服力的     

再谈《橘颂》的创作时间──兼与赵逵夫先生商榷

赵逵夫先生认为,《橘颂》是屈原二十岁行冠礼时仿士冠辞而作。其所列论据无一确凿。《橘 颂》中透露出作者已遭受到“背楚亲齐”的谗毁。诗人借歌颂桔树扎根南土的“不迁”之志,抒发自己对祖 国无比的忠诚眷恋之情,以辨其诬。其创作时间应在楚怀王十八年,即公元前３１１年。     

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     

赋体杂文的先导--论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

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形式上韵散结合,介于诗与散文之间,是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性作品,是“不歌而诵”的赋的先导。内容上则彰善瘅恶,激浊扬清,表现对丑恶现实黑暗社会的无比愤慨和无情揭露,既是抒发牢骚的泄愤之作,也是典型的社会批评,是辞赋体杂文的开山之作,对后代的赋体杂文产生了深远影响。     

《卜居》《渔父》作者考辩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     

《诗经》颂体诗新考

在诗经学史中,"颂"被视为"体"甚早。但时至今日,对《诗经》中的"颂体诗"的文体特色仍缺乏现代文学理论语境中的总结与概括。《诗经》中约有"颂体诗"40首左右,是一种以歌颂先祖为主旨和主要特色的亚诗歌体裁。在题材类型上大致可分为:天子举行禘袷郊类大祭乐歌之诗;春(禴)、夏(祠)、秋(烝)、冬(尝)四时"宗祀"祭祀乐歌之诗;天子"巡守""告成"之祭的乐歌之诗;农事祭祀活动乐歌之诗。在艺术特色上,除以"四言单章"为代表的主流结构形态外,广泛运用了"形容"修辞格,通过"形容"实现对"神"的赞美;突出运用了报告与祈祷的修辞方式,展示出"与神交易"的功利心态;"镶嵌"与"叠字"的手法交相为用,对诗歌韵律节奏的形成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赋体文学源流与《招魂》的文体性质

与《诗经》相比,《楚辞》各篇的文体性质相对复杂,《招魂》即为其例.历代学者都曾注意到《招魂》文章结构的特殊性,但皆未明确指出其赋体文学的性质.从文章结构和其他审美特征来看,《招魂》符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和《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所述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一篇经典的早期赋作.《招魂》的出现既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也是《楚辞》内部诸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它对当时及后世的赋体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浅析《人生颂》之美

郎费罗是美国19世纪最受欢迎的诗人，他的《人生颂》是英语诗歌中最早译为汉语的一首。全诗主题鲜明，感情强烈，为世人传诵。我们通过对其音韵、结构、修辞和精神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欣赏《人生颂》的艺术之美。     

陈山毓《赋略》及其赋学观

《赋略》是一部将选赋、论赋与辑录赋学资料相结合的赋学专著。该书陈氏自序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从裁、轴、气、情、神五个方面来探讨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绪言》辑录历代的赋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分成五个部分来加以编排,藉以表达著者的赋学思想;《列传》专门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内容丰富,颇便读者;正篇与外篇选录先秦至明代的著名赋作,兼及七体、颂体、楚辞体,偶作评点,颇有识见。在明代未年的学术著作中,《赋略》对赋文学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编纂体例及学术观点都值得后人借鉴。     

《橘颂》作者为伯庸考

《桔颂》与《九章》“其余的八篇气象和格调都迥然不同”。从内容来看,“这里面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从形式来看,“大体上是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于是有人说《桔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也有人说是晚期的作品。至于《桔颂》所颂者也说各有异,或曰自颂,或曰颂人,或日“所颂者不知究系何人”。凡此说明还需对《桔颂》作更深入的探讨。     

《橘颂》伯夷为秩宗伯夷考

《楚辞·橘颂》曰:“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句中伯夷,古今注者皆以为即《史记·伯夷列传》中之伯夷。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误解。史传中的伯夷是古代所谓“岩穴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独乐其志,不事于世”。(《庄子·让王》)而屈原则是古代所谓“庙堂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竭忠     

怨愤、苦痛背后的实录坚守——不容忽视的《史记》美颂艺术

不囿于统治者及世俗好恶,且能超越一己怨愤,司马迁对实录进行了彻底坚守。《史记》的美颂,无畏无私,实事求是,充满正义和骨气,是实录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首篇选择示美颂、客观叙事寓美颂、他人肯定寄美颂、＂太史公曰＂表美颂,构成《史记》美颂艺术的表现方式。运用互见法、创体后破体,凸显《史记》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先秦美颂传统的陶染、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最初创作动因的诱发,促成《史记》美颂艺术的形成。     

《九歌》楚颂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分析《离骚》《天问》中“九歌九辩”的含义入手 ,结合《惜往日》中关于屈原修明礼乐的记载 ,探讨了屈原作《九歌》的动因 ,得出结论认为 ,《九歌》在舞容、功用上与《商颂》《周颂》是一脉相承的。《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 ,《九歌》的创作 ,就是希望能以颂诗仪式 ,借祭祀先祖 ,从而起到团结宗族的作用。屈原博闻强记 ,明习经典 ,他创作《九歌》 ,动机在于改革礼乐 ,推行文治 ,同时也显示了楚人远依于夏族的文化优越感 ,及意欲与列国在文化上争短长的时代心理。     

楚辞五体源流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确认了屈原作品的具体篇目,由此奠定了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它像战国子书一样,署名权属于南楚诗坛盟主屈原.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将某些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