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认识到科学技术对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科学技术的对抗战建国的重大意义。并据此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团结、优待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既贯彻了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又争取了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抗战积极性,使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抗战建国的大业中。对于由王实味问题引发的审干运动及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及时进行了纠正,基本上保持了自身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对解读中共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济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社会救济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实际出发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救济经验。     

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经济

在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力量的总后方。当时陕甘宁边区处于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包围封锁之下 ,物资匮乏。边区政府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大力发展生产 ,尤其是合作经济 ,不仅促进了边区农工商业的发展 ,而且在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对我们当前的农村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初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

本文主要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问题进行探讨,分析陕甘宁边区移难民产生的原因。边区大量移民难民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战争、灾荒和人民身上所担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和抽抓壮丁所造成的。无论是沦陷区、国统区,还是边区人民,与和平时期相比,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负担加重的问题,这些都成为边区移难民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支部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民族战争的严峻形势和支部在乡村政权中的领导作用,在陕甘宁边区非常重视乡村支部建设。在思想上认识支部的重要性,加强领导;注意创建模范支部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以推动整个边区支部工作向前发展;加强支部的组织建设和教育工作,使支部成为党在乡村的坚强堡垒,党员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支部领导乡村政权的过程中,在加强支部领导的同时,注意避免党政不分的弊端。中国共产党通过支部作用的发挥,使边区广大人民更加了解共产党。并对其政权产生了认同,使共产党政权很顺利地深入到广大乡村中。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中的家庭作用刍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深入家庭"的工作方法为指导,将家庭作为妇女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家庭为依托引导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发展经济,逐步摆脱对男子的经济依附,同时进行政治启蒙和文化教育,进而创建了边区民主和睦的新式家庭,实现了妇女的家庭角色、社会价值和自身解放三者的相互统一。总结历史,妇女工作始终与家庭密不可分,充分发挥家庭对社会建设和妇女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监督制度体系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督制度,但因其散见于边区参议会历次会议所通过的大量的法律文件和相关的会议文献之中,故而未被学界重视,鲜见系统概括。依据世界各国代议机构监督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考诸大量的历史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制定的一系列监督制度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制度体系:选民(人民)对边区各级参议会参议员监督制度,边区各级参议会对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监督制度,边区参议会内部监督制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定的一系列监督制度,无论较之于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省市参议会,还是与同时代的西方议会的监督制度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六十多年前,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地区,建立起基本符合现代议会监督理念的监督制度体系,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政治文明的奇迹。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与政治社会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是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的一项社会政策,作为国防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其目标是扫除文盲,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究其本质而言是一场政治社会化的运动.用政治社会化的视野来审读这场运动,不难发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在政治社会化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实现中共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其结果也达到了这一目标.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贸易政策及其历史经验再探

“延安道路”已成为当今历史学界从中国内部来探求社会发展线索、凝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验的重要领域。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面对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依靠薄弱的经济基础,打破日伪与国民党当局的进攻与封锁,实施“对外调剂、对内自由”贸易政策,实现了“经济突围”。这一历史实践对于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处理市场与政府、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等一系列重要辩证关系,可形成较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民生视角下的陕甘宁边区抗属优待救济

优待救济抗属,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面对数以十万计的庞大抗属群体,边区政府采取代耕、帮助建立家务及其他社会优抚措施,发动群众积极优抗,为抗属构筑了一个物质优待与精神优待相结合的多层面、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确保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边区抗属物质生活改善,社会地位提高,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套具有边区特色的优抗经验,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人待遇探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厂，边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工人待遇方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改善劳工物质条件，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工资发放形式，适时调整工人的工资，使工资与物价水准基本平衡；同时，多方面为工人着想，对工人家属及女工实行优惠政策；加上工人具体待遇同中有异，对技术人员给予更高待遇等，安定了工人的生活。工人们的待遇得到了提高，生活有了保障，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对缓解边区经济困难，发展边区工业，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禁毒斗争及其历史启示

抗战时期,为了肃清根据地内的毒品犯罪,粉碎日军的毒化阴谋,保卫边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维护边区政府的声誉,争取抗战的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专门的禁毒机构,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查禁烟毒的法规法令,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边区境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基本遏制了毒品在边区境内的蔓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卓有成效的禁毒斗争留下了可供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政治廉洁、组织高效,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禁毒必须有法可依,要加强禁毒立法,完善禁毒法制,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法律保证;禁毒要走群众路线,广泛教育、发动、依靠人民群众参加,开展禁毒的人民战争,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重要前提和群众基础;实行全面禁毒,重点打击制毒、贩毒,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重要方针;禁毒要与清除其他社会病害配合进行,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综合措施。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与民众的政治沟通

政治沟通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所有政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只有和民众之间进行良好的政治沟通,才能取得民众的政治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极其注重加强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推动大众传媒的发展;并建立和完善基层民主政权体制及各种群团组织,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获得政治合法性。     

陕甘宁边区法官队伍建设

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的13年间,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十分重视法官队伍建设,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作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道德素质建设方面,注重培养法官“司法为民”、“司法公正”的理念;业务素质建设方面,重视法官培训工作,注重法官业务学习,积极开展司法检讨活动。这在当今我国法官队伍数量庞大,但缺乏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在职业伦理与职业操守亟待培养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徐悲鸿艺术创作题材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足迹踏遍整个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诸国。经过八年抗战血与火的历练,他完成了他艺术思想的历史性嬗变从着眼历史到立足现实的创作实践,从而赋予他艺术具有革命时代意义的活力,以及给中国美术界人物画带来本质的变化。在抗日救亡的大时代和社会大动荡中,徐悲鸿通过艺术活动及艺术创作来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支持大后方如火如荼的抗战美术活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消费合作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三民主义及中国本位合作理论体系,希望给战时经济以极大推动。为维持城镇公教系统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相继制定物价政策、统制政策、专卖政策、优惠政策等鼓励消费合作社发展,这些举措的目的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调控物资、平抑物价进而满足城镇公教人员与普通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轻农民负担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中共已经深刻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为了巩固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减租减息、减轻封建剥削,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精兵简政与部队生产相结合,财政上建立严格的制度,加强对各级财政的监督与管理等,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为农民减负是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后,直至现在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的演进及其影响

作为传播戏剧的重要载体之一,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期刊见证了抗战戏剧创作、戏剧理论批评、抗战戏剧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在分布时段、编辑、作者、刊物的审美取向和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演进特点。可以说,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是同期全国戏剧发展演变最为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     

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景观及其效应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救亡艺术家由沦陷区撤到西南大后方,使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活动中心之一,出现了文人荟萃、艺术繁荣、作品丰硕、出版兴盛、艺术活动频繁的繁盛景观。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促成了桂林＂文化城＂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