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今日旧体诗形式改革

旧体诗为适应现代汉语言文字的变化和发展而应有相应的改革。今人作旧体诗,应废弃入声,按现代普通话押韵,用现代普通话声调的平仄取代古声调的平仄,并且对这种平仄句式允许突破和变通,写出近似古之"变体诗"的今日旧体诗。     

“他者”观照下的超越——郁达夫自叙体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关系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对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自叙体小说"的创作。郁达夫受到"私小说"的影响,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又使得他超越私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本文意在通过对郁达夫与"私小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与阐释,为郁达夫研究提供一个向度。     

郁达夫与中国现代散文

本文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郁达夫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独特贡献。作者通过对郁达夫散文理论、散文创作与编辑思想的综合分析,指出“个性化”原则是郁达夫现代散文观的核心所在。而个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要求,则体现了现代人文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在郁达夫现代散文观中的自然融合。至于郁达夫在坚持本土文学表现风貌和学习异域文学表现手法中的矛盾与最终取舍,也对后来者不无启发。文章最后指出了郁达夫现代散文观的局限性。     

鲁迅与瞿秋白诗学观及旧体诗词创作比较论析

旧体诗在新文化运动后作为一种边缘文体被排斥在现当代文学主流之外,鲁迅与瞿秋自的旧体诗创作虽是他们从事革命活动之余的戏作,却也充满了革命的气息,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大变革时代革命者丰富的心灵世界。文章从论析二者地域与文化上的分殊为起点,进而审视二者在诗歌理论与具体创作实践上的异伺,并指出蕴藉于文体变迁中的文化意义。     

郁达夫对现代小说理论的贡献及其艺术论探析——兼论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江南时空故事书写

郁达夫在现代小说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是成功地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现代小说理论体系,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他小说实践中的理论价值亦不容忽视,如《沉沦》中的"西方化"意识,《春风沉醉的晚上》叙事模式的创新以及其小说善于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使其达到一种主观抒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等。此外,郁达夫小说中的江南时空之故事书写模式也颇具特色。郁达夫对现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实践及其小说中的江南时空故事书写模式的突破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郁达夫的“旧文化情结“

郁达夫的小说是"五四"时期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直接体现了五四时期的复杂性,具有明显的苦闷与抗争的双重人格冲突.本文拟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研究郁达夫所特有的"沉沦"的旧文化情结,并试图分析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揭示其现代意义及人性深度.     

梅村体与定庵风：近百年旧体诗对清诗之接受

对近百年旧体诗的价值确认与跟其相邻并存在一定交集的清诗的价值确认极有关系。“清诗”在近百年逐渐走向经典化，与唐宋诗一样具备了被接受取法的资格，甚至因为时间的密接亲近，清诗还向近百年旧体诗投射出了更加颀长而清晰的身影。吴伟业的“梅村体”与龚自珍的“定庵风”就是两个特别有意味的个案。梅村体在当时即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清中叶逐渐走高，至晚清民国而达极盛，杨圻、曹大铁的创作以及孙景贤《宁寿宫词》、徐澄宇《海上谣》等可为代表。龚自珍对近百年旧体诗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康梁、南社、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影响，至网络时代再次勃兴，胡马、嘘堂、碰壁斋主、沙子石子等从不同角度承续并再次鼓荡起了定庵之风。     

论日本文学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家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有着日本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作为接受者的郁达夫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同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与独异性。文章认为正是这种独异性使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变态的"他者"--从《沉沦》三部曲中看日本的形象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留学日本近十载,十年的留学生活使他对日本这个民族有了深刻的了解.本文试图中从其<沉沦>三部曲中窥视郁达夫笔下的日本是怎样在文本中发生了"变态"作一尝试.     

郁达夫受屠格涅夫影响的一个例证--论《南迁》对《罗亭》的借鉴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深受屠格涅夫影响,这已成为学界共识。在"零余者"与"多余人"上,在情感基调与创作手法上,郁达夫都主动地向屠格涅夫进行了学习。本文通过对郁达夫早期小说《南迁》对屠格涅夫《罗亭》的借鉴的分析,更加确证了这些观点。     

论韩孟诗派的形成

从比较系统、全面的观点看,韩孟诗派的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呈现为特定的过程。在韩孟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孟郊是诗派的开创者,其诗歌创作具有范式意义;韩念在文坛上领袖地位的确立,吸引了一批艺术趣味相投的诗人,对诗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孟郊“求奇”的艺术追求,经韩愈推扩,影响到卢全、刘叉、李贺等人,遂成为韩孟诗派共同的诗歌审美指向;洛阳唱和,韩孟诗派最终形成;元和六年韩愈回长安后,诗派解散,贾岛改弦更辙,意味着晚唐诗的到来。     

唐代浙东诗论略

近年有关“唐诗之路”的研究成果和对唐朝天台山诗人作的统计分析,足以形成“浙东诗”的概念：它以崇尚自然和具浓厚宗教情趣为其特征,并与边塞诗等共同缔造了唐诗的繁荣气象。它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浙东特殊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它是开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许的逻辑延伸,并指出唐代浙东诗紧承谢氏的创作给中国山水许烙上显著的浙东特色。唐代浙东诗也给后世宗教文化、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浙东文化发展带来影响。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从寒士精神到隐逸情怀--晚唐五代学贾岛一派诗人思想境况的变迁

贾岛是中唐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在晚唐五代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从中唐到晚唐五代社会境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必然会影响学贾岛一派诗人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他们对贾岛诗歌的取向.因为作家心理情感的改变与诗风的流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考察晚唐五代贾派诗人的思想境况对于我们研究贾岛诗风和晚唐五代诗风有着重要意义.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论唐代政事诗及诗人群体性格

唐代的政事诗从初盛唐的"四杰"、陈子昂、杜甫到中晚唐的元白、小李杜等,贯穿了整个有唐一代。这些诗歌犹如一幅唐史画卷,从多侧面反映了唐代政治及军国大事。唐代政事诗的产生,缘于传统诗教观念及诗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同时也是诗人这一群体独特的性格特质决定的。     

明代诗文的功利化趋势——嘉靖、隆庆文人何良俊诗文解读

在唐宋诗文成就的重大压力下,明代文人虽努力使诗文创作恢复唐宋盛世面貌,然诗文仍无情的受到清代文人的讥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明代诗文功用的转变原因不可忽视。奉和、雅集、题画之诗充斥明人诗文集,不幸的是此类诗歌仅仅成为日常雅致生活的点缀及交往的媒介;文章之中的代笔、请托之作更是比比皆是,文人往往借此显己扬名、赚取润笔,所以文章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年间的松江文人何良俊即为其中的典型。     

略论孙光宪词对北宋词坛的影响

孙光宪的词创作在晚唐五代词坛是很有特色的,其最大的艺术特征便是洋溢于其中的勃勃生机。这一特质使得其词作无论是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极富个人风格,并给北宋词坛以一定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孙光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虚词、叠字、象声词及俗词的运用上;在布局谋篇方面,孙词中“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特色在很多北宋词作中都能看到;而孙光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更是给北宋的一些词加以极大的启示。因此,孙光宪在唐宋词发展史上应占据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从孤介之气到平和之心——论晚唐至南唐隐逸诗的新变

晚唐时期隐逸诗蔚为大观,其中相当部分诗作表现了诗人对艰危世事的忧惧、对社会不公的怨愤与不甘,体现出孤介不平的气质。而与晚唐相比,南唐隐逸诗在意境的营造上更加平和舒缓,在情感的抒发上更加平和圆融。这种变化与南唐士人生存环境的变化以及传统儒家精神失落而导致的士人心态的转变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诗人追求诗歌风雅含蓄之味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