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时期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

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在清乾隆后开始形成,按民族分区居住的形式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已是一种常态.民国后期,由于居住格局的不断调整,各民族的市内迁移不断发生,使原来各族的居住格局逐渐演化为“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并且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     

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

民族间的社会交往条件是民族融合的基础,居住格局是构成影响民族关系的 人文生态环境。乌鲁木齐市各民族在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推动下,在共同的居住、工作、市 场实践过程中,民族间的和平交流、交往已成为主流。     

兰州城关区回族居住格局研究

本文运用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兰州市城关区回族的居住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随着民族迁移、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聚居区转变为杂居区,以及城区边缘地带出现的新聚居区,这种变化还在进行之中。这种居住格局的变化虽然促进了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与发展,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为此,本文对未来回族的居住格局进行了初步设想。     

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

回族城市化和城市回族与兄弟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以及民族间社会交往的相互动态影响，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回族社会所南临的重大课题。文中以宁夏银川市为区域个案，运用民族社会学方法，对城市回汉族居住格局的交错、变迁、相互影响、社会交往、民族文化的困惑等进行了探讨。     

民族社区文化冲突及其积极意义

民族社区文化冲突是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客观结果,它能够促成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自身的发展.在合理、有序的范围内,民族社区文化冲突有助于民族社区意识的形成和民族社区的整合,有利于加快民族社区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全面发展.因此,作为民族社区活力的晴雨表,民族社区文化冲突是民族社区发展的前奏,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将之置于适当的位置,并通过有效引导,充分发挥其积极意义.     

西北三市回族传统居住格局及其变迁研究——民族关系的新视角

居住格局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兰州、乌鲁木齐、西宁三城市回族居住格局的变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可以看出西北地区回族分布从总体上是杂散居的格局,其间又有相对传统的聚居形式。这种居住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回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接触、交流的机会,不但可以加强族际交往,还可以促进各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共同发展。     

伊宁市民族居住格局和民族关系

本文以伊宁市民族居住格局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伊宁市建城沿革和维、汉、回、哈民族居住史的回顾及对伊宁市的民族居住格局及其变迁状况的调查研究,分析、探讨了影响伊宁市民族居住格局变迁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来研究伊宁市的民族关系.     

文化建设激发民族社区治理内生动力——基于西北民族社区治理的实践探讨

本文基于西北民族社区治理的实践探讨,阐释了文化建设对激发民族社区治理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

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统计分析、实地调查等方法，对呼和浩特自建城至今蒙、满、回、汉四族的迁移与居住格局及其演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就历史而言，土默特蒙古族是原住民族，汉、满、回为迁移民族。民族居住格局在清中叶基本定型，此后己不能把后边几个民族看作移民。其他部蒙古族尤其是内蒙东部区蒙古族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大量迁入。民国前居住格局基本按民族分区居住，辛亥至５０年代初为分区居住到杂居过渡阶段，５０年代至今总体上为杂居格局，只有回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从迁移与居住的关系上说，以前是由日积月累的民族迁移而形成一定的居住格局，辛亥以后特别是８０年代以后，则逐渐转变为由一定的居住格局影响民族迁移。由于居住格局的不断调整，各民族的市内迁移也不断发生，使原来各族“大聚居小杂居”的格局，演化为“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而且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本文认为，杂居固然利于扩大民族交往，但聚居同样使民族关系和睦，而且杂居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民族杂居主要是城市化和单位制的副产品。邻居关系和朋友关系往往超越于民族关系。这大概是我国第一个多民族城市社区史系统研究的篇章。     

南宁市区汉壮民族的居住格局

居住格局是影响汉壮民族交往、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汉壮居民在居住场所及学校中的分离指数的测算,并分析当前南宁市区汉壮居民之间社会交往的客观条件及影响汉壮居民交往关系的历史背景,结果显示,南宁市中心城区汉壮居民的混居已相当均匀,说明汉壮居民之间交往的客观条件非常充分;郊区农村的分离指数偏高说明农村汉壮居民在居住上一定程度的隔离,但由于农村居住格局的特殊性,不宜仅凭分离指数直接推论汉壮居民交往条件的优劣,而应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城市民族社区研究的文化意义摭析

在提出城市社区内在特质的基础上,对民族社区研究的文化意义进行摭析;从语言视角分析民族社区的文化现象、从精神视角研究民族社区的归属感、从建设视角探讨民族社区的发展、从文化视角了解民族社区流动青年的异质性,从而申释了对民族社区研究文化意义的思考及其观点。     

赫哲族居住形式的变迁

居住在人类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自然条件的利用,人们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观念、外来文化等都会体现在居住形式中。赫哲人居住形式的变迁反映了赫哲族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     

试论民族社区文化旅游开发的若干原则

在进行民族社区的文化旅游开发时,应该坚持以民族社区居民为本的宗旨,以实现民族社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为此,在进行民族社区文化旅游开发时,必须坚持社区文化建设原则,居民参与原则,普遍受益原则,以及伦理原则.这四项原则既直接关系到民族社区文化旅游开发能否持续进行,也关系到民族社区文化旅游开发能否最终促进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对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的战略思考

河西走廊因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特征,其发展应以综合协调观为指导,体现效益与公平的协调,体现民族发展、社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协调,体现环境、人口、技术、组织和文化的协调。河西走廊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目标是建立社会诚信、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一体的和谐社会。     

乡村旅游对民族社区女性的影响研究——四川甲居藏寨景区的调研

在开展乡村旅游的西部民族社区内,当地女性是旅游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是社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乡村旅游的开展在给农村社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影响。本文以开展乡村旅游的社区藏族女性为研究对象,在四川省甲居藏寨景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预先设定研究主题,选取社区女性代表进行深度访谈。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汇总分析,从女性个人认知的角度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她们产生的社会影响,并提出若干建议。     

国家在场与民族社区宗教正功能的生成——以贵州青岩为例

民族社区通常被视为一种宗教场域,国家通过直接参与宗教活动或展现象征符号的形式来表达自身的在场,体现国家在宗教活动的属性、内容、仪式和关系等方面的存在.本文以贵州青岩为个案,阐释国家在场对民族社区宗教活动具有的重要影响,即国家通过自我规定和制度安排,以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等方式来实现民族社区宗教活动正功能的生成与建构,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有序、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     

社会心理服务：城市民族社区治理的路径创新

城市民族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国家需要,但鲜有研究探索社会心理路径对城市民族社区治理的潜力。当前城市民族社区治理面临三方面心理秩序失衡：社会适应与社会关系重构导致民族归属感失序、大众传媒与精神文化需要不匹配导致社区居民获得感空心化、社区结构差异与治理动力不足导致居民参与感欠缺。社会心理服务有助于创新城市民族社区治理路径并提升治理效能,可从三方面开展工作：提振民族文化多样性认同与尊重,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归属感;助力社区成员城市融入,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社会融合中体验获得感;依托多民族社区自治服务组织,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发展工作的热情,培养具有参与感的行动力量。城市民族社区中社会心理服务的赋能基础包括慎待心理健康化的服务理念、建设自治服务组织优化服务模式、突出民族特色并加强民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最终助力实现城市民族社区治理从社区到社会的场域转移与从心理到治理的功能转型。     

藏族居民居住格局变化与城市民族关系的社会性——以“5·12”大地震后四川都江堰市为例

作者分析了都江堰市藏族居民在"5·12"地震前后居住格局的变化及民族关系,认为地震前后该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因素具有差异性。震前,藏族居民主要集中居住于干休所,与当地居民的交往较少,民族间相对隔离,因而很少出现冲突。震后,由于灾后重建,藏族居民散居于多个小区,各民族的交往更为深入和广泛,对社区的依赖和要求也不断增加。可见该市的城市民族关系在震前具有更多民族性,震后具有更多社会性特征。     

转型期兰州市流动穆斯林居住偏好研究

流动穆斯林是城市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具有宗教信仰,独特的生活方式,有别于一般流动人口。对兰州市流动穆斯林,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并结合深度访谈收集信息。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因素,同时结合居住地基本情况分析居住偏好。居住是流动穆斯林流入城市首先面临并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能够了解流动穆斯林在城市中的生存环境,也能为政府贯彻流动人口以房管人、以业管人服务管理模式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