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与中韩两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最早可追溯到 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 ,韩国的现代化努力也可以追溯到 19世纪晚期 ,但是中韩两国全面的现代化运动还是在 2 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因此本文把它作为研究的起点。文中涉及的现代化概念主要指经济现代化 ,就是打破原有的经济低水平均衡状态 ,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完成工业化的过程。1　　按照哈罗德———多马 (Ｈａｒｒｏｄ -Ｄｏｍａｒ)模型 (ｇ =ｓ ｋ其中ｇ为经济增长率 ,ｓ为储蓄率 ,ｋ为资本产出率 ) ,资本产出率是一个常数 ,经济增长与储蓄率成正比。储蓄率越高 ,则经济增长率越高 ;反之 ,储蓄率越…     

人力资本投资对江西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991—2011年间江西省人力资本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4.87%,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05%,明显低于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树立人才强省观念,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发挥人口大省优势,深入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构建多元化投资机制,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刚性供给;健全人才流动机制,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是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投资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我国高储蓄的成因及影响:一般均衡分析的动态宏观经济视角

高储蓄率具有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结构效应和加速投资效应三重效应。从经济增长效应来看,我国高储蓄率是我国高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是,在后两种效应下,过高的储蓄率可能会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并带来投资自我膨胀式增长。特别是,由于目前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复杂,高经济增长率并不是高储蓄率的唯一原因,它还同社会收入差距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有关,高储蓄率会极大地损害居民的福利水平。所以,高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的增长方式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维持下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范式及政策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需求侧管理提出的理论,但由于主流经济学中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是基于西方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静态理论,其理论基础存在缺陷。与传统的"供给—需求"分析视角不同,基于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的"资本—劳动"范式能够更好地分析宏观经济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够在新的范式中得到界定。按照这一范式,在现代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启动资本主要通过金融制度创造未来劳动剩余贴现,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导致政策的镜像效应,因而不存在能够同时满足资本和劳动两个目标的宏观政策,资本和现金流之间的贴现率才应是宏观政策关注的核心。     

试论国民经济中的几个动态比例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是要从单纯注重发展速度转变为首先注重经济效益,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效益的提高又不能离开经济增长。国民经济中的几个重要项目的增长率的对比变化,往往能集中反映宏观经济效果的变化,能从数量上反映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本文准备对资金增长与产值增长、产值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国民收入增长与积累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及其对经济效益的影响试做一点分析。     

试论广州区域经济波动的特点、原因及其对策

1949—1988年中国经济存在显著性波动,这一事实已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承认。本文将立足于广州,以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广州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并且在区域经济增长波动分析方面做一些尝试。区域经济波动属于中观经济的范畴。衡量区域经济波动的指标,本文采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总量增长率指标,如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几十个经济变量,数千个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为免冗赘,突出     

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重大价值、理论基础与实施途径

当前,消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能力,愈发成为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条件。打造国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则是推动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决定关系理论,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中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机制及相互关系理论。通过系统性分析可得出,现阶段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可行途径及其突出障碍。从国民初次分配机制的角度来看,合理地发挥促进各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可持续提升的基础作用,加快促进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协同增长机制的形成。从国民再次分配机制的角度来看,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新型企业制度以及金融制度,将之作为"拓宽最为广泛的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的重要渠道机制。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落实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在国民初次分配机制和再次分配机制中,均需要政府和市场功能有机结合式的干预和融合发展途径。     

民众经济权利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

从制度因素中经济权利的角度剖析中国转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分析经济权利作用于劳动、知识、资本要素增长率的过程以及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转轨初期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在于赋予民众一定程度经济受用权的前提下,通过逐渐扩大民众经济行为权,使民众的要素供给增加,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入,当行为权不再起限制作用后,应继续促进要素供给增加以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并将改革的重点主要转向完善经济受用权。     

中国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基于拓展的索洛模型的预测

靠长期刺激投资高增长来维持经济增速是不可行的。不断下降的资本利润率最终导致私人部门投资意愿缺乏。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资本将大量外流寻找利润更高的栖息之地。索洛模型未考虑资本跨国境流动对分析对象的影响。在拓展模型中,经济体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为发达国家,已实现平衡增长,低储蓄率;另一个为后发型国家,处于追赶阶段,高储蓄率。随着"产出—资本比"变化,后发型国家的资本利润率优势将逐渐消失,其追赶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Ⅰ阶段——外资流入;第Ⅱ阶段——资本流出;第Ⅲ阶段——平衡增长。第二阶段起点是人均资本增长路径的转折点,人均资本增速将在该点陡然下降。这势必导致人均产量增速在转折点跌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路径为验证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基于拓展模型的预测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将在2-3年之内到来,之后经济增速将大幅度下降,进入略高于6%的中速增长阶段。未来中国的增长动力就是在全要素生产率上与发达国家的巨大落差。要将这种动力释放出来,就必须清除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推动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再出发"。     

现代经济学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农业收益低既与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有关,也与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劳动边际报酬低和资本水平低有关。农民负担重是因为强制性的公共产品消费过度挤压私人产品消费,而其根源在于农村权力体系的公共性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利于消除农业和城市非农产业边际技术替代率不相等的状况,从而有利于劳动力优势的发挥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真正的粮食安全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并严格保护耕地基础上的粮食安全。提高储蓄率—投资率,推动技术进步,降低人口增长率,进行制度创新,是农村经济增长的四个关键要素。     

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幸福”的构建要素与路径探析

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高福利的幸福,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注重精神生活与社会平等的幸福。“中国式幸福”应是一种经济水平适中、物质消费能满足需要、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注重经济公平、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幸福。从经济学视阈分析,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GDP、收入增长、稳定价格、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做好“加减乘除法”是“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加法”即通过GDP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经济幸福资源增加。“乘法”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质量。“除法”即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减法”即通过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提升国民的“幸福经济指数”。     

我国高储蓄率的人口结构因素分析

我国当前的高储蓄率低储蓄投资转化率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安定。本文从生命周期理论与社会保障理论出发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储蓄率增长模型 ,分析我国人口增长率波动跟社会保障制度对目前高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红利：基于中国储蓄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储蓄率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实证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利用中国195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一部分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人口抚养系数下降成为中国储蓄率保持高位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通过投资机制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证实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     

人力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界近30年间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资本理论。以往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主要是研究物质资本投资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人力资本理论则研究人力投资的收益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该理论的创新意义在于,它不仅解释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一些令人迷惑的问题,如对“里昂惕夫之谜”解释,而且还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作用,纠正了人们经济发展战略中重物质资本轻人力资本的偏见,从而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重视。     

人口老龄化、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遭遇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以往关于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国内外研究均忽视了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基于此,可以构建一个融合发展经济学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分析框架,将老龄化因素纳入城乡二元经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探讨老龄化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机制。理论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城市与农村的教育投资率、降低农村的储蓄率,但同时会提高城市的储蓄率,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二元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模糊的;（2）城市化有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增进国民福利,但由于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下降,降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率,从而会减缓城市化的进程并弱化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研究有助于从人口转变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探略

一、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1 .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要实现区域经济增长 ,就要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 ,解析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传统的经济理论把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劳动供给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技术进步速率三个方面 ,而现代经济学家们在传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则更多地强调了知识、人力资本因素的重要性 ,并作为增长的重要源泉被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要素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 ,形成内生技术进步和规模收益递增的新增长理论模式等。而制度经济学家们则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变迁的结果 ,…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资本形成的关系

资本存量的多寡,特别是资本形成的快慢,往往是经济发展初期促进和限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中国近代时期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并不突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是太大,但它却对中国的资本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近代中国早期的资本形成极为困难,民生艰难导致的低储蓄率不足以积累起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基本资本量,富裕的绅士阶层将其剥削所得用于奢华的生活消费,剩余部分则热衷于投资土地以收取地租或拆放高利贷以收取高额利息。但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广西人才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人才资本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评价模型,分析广西人力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评价广西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表明,广西人才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效率明显高于用于物质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体现为人才资本的作用.因此,广西应当尽快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的基础转移到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特别是人才资本的增长和技术进步上来,最终取得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需求预测方法与实证——以江西为例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又为人力资本积累(主要途径是教育、培训)提供保障。本文首先建立含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广义科技进步)的动态总量生产函数(由于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弹性系数及其变化趋势,因此增强了该生产函数用来预测的可靠性),然后根据经济增长目标和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发展趋势,运用生产函数预测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需求。     

转换储蓄——投资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一、储蓄——投资机制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当前,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而资本是企业生产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源和要素,是其它各要素的先导,资本对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起导向作用.资本的配置状况决定资源的配置状况.而一定物质资本的形成是以储蓄为基础,由储蓄转化而来的.就一国而言,国民储蓄由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居民储蓄构成.它们分别通过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金融体系转化为物质资本.在这里,储蓄——投资机制就是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国民储蓄转化为一定规模、结构的投资的渠道、方式.它是实现资本和资源配置的手段、途径,因而决定着资源的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