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血族复仇及其遗风

略论血族复仇及其遗风陈景源血族复仇亦称血亲复仇，是原始社会中氏族或部落成员遭受到外来伤害时，其所属氏族或部落成员集体向伤害者方面进行报复的一种行为。血族复仇不仅流行于氏族社会，并且以残余或变态形式留存在阶级社会中，时至今日，其遗风在我国一些民族地区还...     

论汉代的血族复仇

血族复仇是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之间解决伤害纠纷的合理手段。随着国家的出现和司法机构的设立,复仇行为逐渐受到法律的约束。然而,作为上古时代的一种遗风,各个民族在进入阶级社会后,仍不同程度存在复仇习俗。本文拟对前人鲜有论及的汉代汉族人民中的复仇风习做初步探考。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法与复仇逻辑──再谈法与古代复仇文学主题

法与复仇逻辑──再谈法与古代复仇文学主题宋美艳，王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复仇意识与复仇文化的交相濡染，个体好斗本能与情绪的激发，复仇文学作品的描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复仇逻辑；为了伸张正义，报复泄愤，受害者亲友（或本人冤魂厉鬼）可以超越众多的限制，不...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     

孔子与先秦儒家复仇观初探

复仇意识是属于社会心理方面的文化现象。孔子及先秦儒家的复仇学说，奠定了复仇的意识的根基。复仇的原则是以直报怨，正义复仇。正义复仇又具有有冤必雪，有仇必复的不妥协、不易改姓，表现出正义实施的理性庄严。正义复仇的谋略和方法是报之以礼，胜之以武。对于以道自任，见义勇为，诛恶济善的赞许也是立意于完善儒家理想人格建构的。     

论元杂剧的复仇精神

中国古代,允许无辜被害者的家属向加害者寻仇的法律制度,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仍然被写进法律文本。它是元杂剧复仇精神的源头。元杂剧体现了传统文化背景下顽强的复仇理念。在复仇遇到阻碍时,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往往借助清官侠客乃至鬼神     

司马懿的恩仇观及其复仇行动

司马懿和曹魏皇帝之间没有形成赐恩和报恩的忠诚关系体。在司马懿的眼中,曹氏家族对自己无恩可言,在曹操时代,司马懿种下了复仇的种子。在曹丕和曹睿时代,司马懿为魏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这也只是他作为复仇篡魏的资本。在齐王芳时代,司马懿的复仇心理大爆发,终于走出了篡夺曹氏皇权的关键一步。司马懿的复仇行为对其子孙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同时也夯筑了极不牢固的立国根基。     

《春秋公羊传》复仇论浅议

《春秋公羊传》复仇论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强调了复父母之仇与尽君臣之义的联系，将臣子讨伐弑君者与“血亲复仇”相互等同。二是明显地表达了齐人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点，从而凸显《公羊传》“齐学”的本质特色。三提出臣子可以向无道的君主复仇，对比孔、孟、荀的观点，这种复仇奇论与孟子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论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

复仇精神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一个命题,鲁迅从幼年时代直至临终前,一直在不断地思索、实践这一命题。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浙东文化对他童年时复仇精神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鲁迅看到了存在于国民精神中的种种弱化复仇精神的消极因素,对这些消极因素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鲁迅所强调的复仇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坚决性,认为只有复仇精神与复仇行为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复仇,真正的对于强者的复仇,才取得复仇的真意。鲁迅的复仇,有很强的针对性:对“看客”的复仇、对负义者的负仇、对统治者的复仇。鲁迅的复仇精神与现实紧密相联,他向国民中注入复仇精神以期国民与现实抗争。复仇可以代表鲁迅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由此我们能更接近鲁迅。     

《史记》中的复仇故事刍论

文章从内容、特征、文学价值等方面对《史记》复仇故事作了较全面地分析，认为这些复仇故事，或实录或虚构，不仅真实表现了作者复仇情绪，而且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汉武帝以前复仇文化面貌，对后来的复仇文学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忠奸斗争与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二论

忠奸观念影响复仇主题表现在：１．对奸佞的人格否定限制、阻遏了其复仇业绩传播；２．奸臣形象塑造并不因其原型的好名声受束缚，人们带着对整个奸臣阶层的仇恨来接受、塑造个体人物；３．忠奸之分建构的善恶爱憎之情常超越敌我相仇对立的规定性，忠奸的大是大非成为复仇与否的决定性因素；４．忠的臣子规范影响主体复仇手段的选择，其不愿通过背忠违义方式复仇；５．愚忠作为正义复仇的一个遏止因素深化了忠臣被害的悲剧性。忠奸复仇主题中的惯常母题有救孤存孤、忠良之子亲讨血债、醒悟击仇、虐杀权奸、冥狱刑审等等。主题的系统功能制约了母题的生成与调节功能，母题的和谐组合延续、强化了主题的稳定性     

金庸小说中的复仇母题与爱情

金庸小说复仇母题与爱情的关系,可分出四种类型:1.爱情遭拒,变态复仇;2.利用爱情复仇;3.爱情消解复仇;4.为了爱情而复仇。爱情遭到拒绝后的变态复仇,可见环境对性格影响;利用爱情达到复仇目的,和以爱情消解复仇者心中仇恨,为爱情而复仇,均体现了爱情与人性关系。复仇与爱情相互作用下流动着个体生命体验,即金庸一再强调的"写人"、"写人性"的武侠文学审美理想。在对复仇与爱情关系的重新整合中,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的突破在于,以"反武侠"精神对武侠小说进行了"现代化转换",找寻其中蕴涵的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     

略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复仇主题——兼谈古代文化中的复仇意识

中国古代复仇文学大致可分为血亲、侠义、鬼灵与民族复仇,而春秋战国际始生的侠义复仇自原始血族复仇发展而来,其间早有鬼魂复仇为中介。汉魏六朝重礼轻法、讲究私恩以及原始复仇情结的深在作用、主体内心的补偿平衡机制等,刺激了复仇主题的绵延发展。歌咏复仇成为古代诗人不满于现处境现文化的娱情畅意方式;描述复仇时人们的认同与期待,充分得力于内在的复仇意识及原型裹挟的相关意绪。复仇主题与复仇意识强固了古人的伦理使命意识及正义感,成为一种审美心态。     

儒家“孝治”对“血亲复仇”的扬抑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伦理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统治者也极力推行儒家理论的"孝"观念,对维护和保护家族利益而侵犯他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宽宥,以彰显统治者的仁政.血亲复仇作为道德伦理的义务,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受到了儒家孝观念的吹捧,但是血亲复仇本身就是一种仇杀.历代统治者对此采取不同的态度,意图将血亲复仇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体现了中华法系所带有的浓厚的伦理特征.     

危机与应策——论当代复仇现象

复仇作为一种制度随着国家化的进程已经消失了,但作为一种现象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在现实中还是不断发生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复仇现象的阴影,形成巨大的社会和国家危机。从法律角度而言,复仇现象有着复杂的理论基础,不仅对于复仇本身的产生和处理有着意义,对于法律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同时就世界范围内而言,复仇现象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和发展趋势,因此对复仇现象必须全方位多角度采取措施,使其得到有效控制。     

恩报观念与中国古代复仇文学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借交复仇”建构了古代侠文化框架,奠定了恩仇联系心理基础。古人常以恩遇实施复仇,而负恩者必遭恶报,恩仇二者可互为转化。助鬼魂复仇必有酬谢,官吏宽纵复仇者也有阴德善报,冤魂还可先施惠再求助人雪怨。连犬马牛等异类亦知救主或代主复仇。恩报与复仇文学联系是传统社会“士不遇”文化心态的独特表现。恩义作为忠孝的共在神髓,与复仇具有情绪心理定势形成的联想同一性。复仇的根本动机在于恩报,有时不免难脱伦理文化所决定的盲目性。     

《窦氏》复仇主题中的悲剧意味

《聊斋志异·窦氏》讲的是被始乱终弃的窦女死后为鬼向负心人成功复仇的故事。通过文本分析,认为在窦女身上包含双重悲剧:其爱情遭遇是不幸的,而她的快意复仇背后是美德的毁灭,也显现了深沉的悲剧意味。     

《三国志通俗演义》复仇观与孙吴文化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复仇主体行使复仇动机方式以及相关影响,都有多重表现。吴越地域复仇文化的长期侵染,和人们以此为尚的自豪感更是不应忽视的。鲁迅对来自复仇之乡的自已有复仇偏好,就毫不掩饰。小说在江东形象群尤其是孙权、徐氏等“超群杰出”的艺术表现中,围绕着主要人物的复仇观、人才观,从吴越复仇文化宝库和孙吴地区民间习俗中汲取了丰富养料。     

从复仇文学主题看复仇动机的传奇质素

主题学理论中的母题、情境、人物、题材、主题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与区别,复仇主题的特定内容也构成了某种形式结构功能,其制约了叙事作品的通体氛围和构思鉴赏。母题在复仇这里,也往往具有了“双重的形式”。主题学视野中的复仇悬念不限于一般的具体本文结构中的伏笔铺垫,它基于并扩散为由对复仇奇趣的涉猎到对人命运的关注,对与人的伦理使命相关的憎爱情感愿望实现与否、何种形式实现的关注。以主题学理论、主题史的眼光来看具体的复仇作品,不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人的恩怨悲欢,还能更深刻地理解许多相关的文学与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