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恐法律合作模式探析

严格遵守国际法基本准则是各国际法主体间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基础;联合国法律框架下的统一合作行动是反恐国际法律合作的具体实践模式之一;迅速有效的区域性反恐法律合作框架的建立是反恐国际法律合作的具体实践模式之二。     

小布什时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反恐合作评析

小布什执政时期,基于各自利益考虑,巴基斯坦与美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反恐合作.双方合作内容多样化,合作范围、手段、目标方面也随之出现新变化.通过与美的反恐合作,巴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军力等诸多方面获得了较大收益,但从中也可看出双方合作的不足.通过对巴美反恐合作的分析显示,跨国间的反恐合作在带来反恐成果的同时,也绝非想象中的那番顺利,其中国内和国际上的挑战对主权国家的反恐行为无疑是一种压力甚至阻力.怎样恰当解决上述问题,是对当前国际上多国联合反恐行动日益增多的表象所提出的深层次思考.     

东南亚反恐斗争的困境与出路

"9·11"事件后,东南亚恐怖活动日益猖獗,对区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从而坚定了该地区各国合作打击恐怖主叉的决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受到极大的限制,这直接影响了反恐的效果.本文认为,加强反恐制度建设,构建一个以东盟为主体、整合地区各种资源的总体反恐制度框架是克服地区反恐合作中出现的集体行动困境,推进反恐合作实现的有效途径.     

国际反恐怖合作:新态势、新发展和绩效评估

"9·11"事件以来,在国际社会反恐斗争的强大压力下,恐怖活动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如高科技化、松散化、意识形态化、本土化、年轻化等.为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反恐领域的合作:构建和完善国际反恐合作的法律基础,加强和提高国际反恐合作的机制与效率,提升和更新国际反恐合作的装备与技术,实施和推进国际反恐合作的综合治理战略.如何认识与评估这些反恐合作的实际成效是一个难题.通过设立合作成本、合作能力与合作收益三个评价指标体系,以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国际反恐合作为具体案例进行深度分析,探讨评估国际反恐合作的科学路径,可以对当前的国际反恐斗争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媒体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积极利用媒体影响公共舆论.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媒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对部分媒体的独立控制、新保守主义势力与默多克等媒体帝国的联合以及保守主义思想对自由派主流媒体的渗透.虽然不能统一意识形态,但这些媒体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垄断了在反恐、对伊政策等方面的政治话语权,从而影响公众舆论并间接对政策决策者和重要的政治活动分子产生压力.     

基于恐怖活动决策的反恐政策研究:分类、构成与演变特征

基于恐怖活动的决策过程,反恐政策可按照政策职能侧重点的不同分为主动型、被动型和根治型等三大类政策。本文选择代表性的政策措施,具体说明各类反恐政策的构成。纵观人类历史,可发现反恐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其演化过程具有如下特征:更强调国内反恐协作;实施的重点存在阶段性变化;越来越倚重"软"反恐政策和跨国色彩不断增强等。     

第三只眼看"反恐"联盟

"国际反恐联盟"空前团结,其形成原因是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的政府都致力保障其正常的社会秩序."反恐"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悖论,反恐联盟充分体现出美国谋求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思维.     

后“9·11”时代的反恐法:域外启示与中国趋势

"9·11"事件后,各国反恐法呈勃兴态势,在立法模式上有英美和欧陆之分,前者致力于制定单行的反恐法,后者以修订刑事法典为主;在立法内容上表现出强调追诉机关的协作、强化强制措施处分权甚至突破国际人权法规范的趋势。尽管因金融危机和拉登之死,反恐短暂式微,但后"9·11"时代的反恐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包括提供极端犯罪的治理经验和危机处理方法,促进国际区域刑事法的整合,以及谨守国际人权和法治底线的重要性。中国反恐法方兴未艾,立法模式上注重英美和欧陆模式的结合,但仍需要注重立法上的衔接;立法内容上回应了国际上的立法趋势,但在坚持法治底线方面还要进一步完善。     

首都反恐:经验与应对——以城市恐怖主义为视角

近年内,城市恐怖主义成为了21世纪的"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其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西方大城市纽约、伦敦等,在城市反恐领域已积累不少经验,如民众广泛参与、重视技术手段、及时更新部署。北京应吸收上述先进经验,依据我国反恐法,建构符合北京城市发展规划、全民参与、区别对待的反恐体系。     

"东突"恐怖主义与中国政府对策

长期以来中国饱受“东突”恐怖主义的危害 ,2 0世纪 90年代是“东突”恐怖势力发展最迅速、活动最猖獗的时期。“东突”恐怖势力勾结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 ,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有效打击“东突”恐怖主义 ,必须注意大力发展新疆经济 ,建立反恐机构、严厉打击恐怖活动 ,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搞好民族关系 ,加强媒体的宣传作用 ,同时还应与国际社会联手 ,加强反恐国际合作     

美国政府"反恐战"政策对国际法的消极影响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把恐怖主义看作头号威胁,并发起了针对恐怖分子的"反恐战".美国的反恐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有关战争法与国际刑法、自卫权与先发制人攻击、战俘身份认定与监禁措施以及酷刑审讯行为等一系列问题的法律和政治思考,并对布什政府的立场提出了广泛的质疑.     

"扎尔达里时代"美巴反恐合作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随着巴基斯坦步入"扎尔达里时代",美国与巴基斯坦分别对各自的反恐战略进行了全面调整.本文在客观分析美巴两国各自面临的新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揭示了新一轮美巴反恐合作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与制约因素:巴国政治民主化进展艰难,关反恐战略存在"美国中心主义"顽固性症结,印巴、巴阿之间关系持续紧张等,并对如何提升合作成效提出了参考性建议.     

“文化战争”与“反恐战争”关系辨析

国内学界过去对美国国内的文化战争和国际上发动的反恐战争分别作了一定的研究,但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新保派发动反恐战争的国内根源却很少进行深入的考察.本文从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的角度,对这两种"战争"作了比较分析,指出尽管文化战争和反恐战争在发生的时空以及所采用的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新保守主义参与或发起的观念战争,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根源、思维方式.二者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存在相互依赖和彼此促进的互动关系.     

略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反恐机制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已构成最严重的威胁。为此,国际社会亟待构建国际反恐机制,即全球反恐机制、区域性反恐机制及双边反恐机制。但是,由于恐怖主义定义问题、大国关系以及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意愿和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国际反恐机制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     

国际反恐立法的几点思考

文章对如何协调联合国制定的国际反恐公约、普遍性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反恐公约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反恐公约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它们在国际反恐中的作用等问题 ,提出自己的思考。     

“公民记者”的媒介素养、社会行动与传播价值

在新浪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等一系列微博打拐行动中,"公民记者"的表现引起了社会关注和议论。议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民记者"的合法性和不足。"公民记者"具有合法性,它体现出公民就社会事务发声、占有媒体话语权的欲望;但同时,其媒介素质也亟待提高,如不具备专业性可能成为社会隐患,也可能危及自身安全。二是"公民记者"的影响力和传播价值。"公民记者"影响范围有限,需要借助舆论领袖和权威媒体推动;其传播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议程设置,凸现民众对热点的关注。     

美国反恐战略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对安全环境和现实威胁的判断,扩大了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政策的影响。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美国政府逐步形成了颇具激进性的反恐战略。在实施该战略的过程中,美国确立了以反恐划线的外交准则,扩大了反恐的打击范围,促成了反恐与其他战略目标的结合,美国“借反恐之名,图谋霸之实”的图谋日益凸现。伊拉克战争后的困境迫使美国对其反恐战略进行了微调,从一味的“单边主义”转为适当寻求美国主导下的多边合作。美国反恐战略的推进给中国的地缘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际干预之国际法辨析

国际干预的扩张是近年来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种重要现象,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旗号的“新干涉主义”和以“反恐”为名所进行的国际干预行动,都是缺乏国际合法性基础的国际非法行为。     

新疆反恐的国际合作与法律适用

恐怖主义是人民的公敌,反恐应对需要全球合作。中国新疆的反恐工作是全球反恐格局中的重要议题,目前形势虽然严峻,但是局面可控。新疆的反恐工作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坚持实行法治反恐;通过完善刑罚程序,制定反恐案件的特别刑事程序;合理解释刑法反恐条款的规范内容,并协调与《反恐怖主义法》的适用规则;实现国内立法、国际立法的有机衔接,强化国际反恐合作;增强情报预警,打防结合。只有将反恐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才能为新疆乃至全国性的反恐工作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多层面相上网络谣言的悖论特性及长效治理

网络谣言是网络时代一种复杂的谣言现象,它具有"模糊性"的社会事实特征、"感染性"的社会心理特征、"集体性"的社会行动特征以及"工具性"的社会功能特征。社会管控思维把这些多层面相上的复杂特性片面化为"虚假性""盲信性""非理性"和"风险性"。长效治理就是要辩证审视网络谣言的悖论特性,在找回其"现实性""盲疑性""诉求性"以及"机会性"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公开,加强社会建设;重构社会信任,提升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展开公民教育,提高公众的理性行动能力;构建社会安全阀,增强社会结构承受冲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