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邵康节体”平淡诗美的诗学渊源

邵雍《伊川击壤集》中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学风貌被称作"康节体",而平淡是"康节体"最为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后世虽常认为邵雍诗学空诸依傍,但其平淡诗风的形成却实渊源有自。既有对陶渊明、白居易等前代诗人人格风范与创作成就的吸收与借鉴,又受到现实诗坛氛围的感召,加以自身哲思体悟的心意熔铸,遂形成了"康节体"以恬淡冲和为特色的平淡诗风。     

成人的“诗性情怀”:中国现代童话体小说的文体价值

叶圣陶、冰心、陈伯吹、王统照、郭沫若、黎锦晖等作家笔下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追求故事的神奇曲折和内容形式的浅显生动,成为儿童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然而,这些作品虽然采用童话的形式,但承载了小说的内容,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且带有浓烈的灰色的成人的悲哀,因此可称之为现代童话体小说。它们以"新的幻想"为其叙述修辞,以"童趣"视点为其文体形态,彰显了创作主体的"成年情怀",弹奏着成年人的心灵梦幻曲,其实质上昭示了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不满而渴望安宁的诗性情怀。     

诚体与动静:再论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以《通书》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宋明理学的传承谱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借由《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抛出来的无极太极之争也成为理学史上引发无数讨论的一桩公案,但也正因如此,历来对周敦颐的理解和阐释多聚焦在《太极图说》的相关问题上,而《通书》中所包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面向则较少被展开。文章以《通书》的文本为主,从立儒家本体(诚体)、举理学纲目(动静)、阐圣人幽微(学圣)三个面向探求周敦颐对儒学的构想如何深刻影响宋明儒学。《通书》所具有的典范性和开创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敦颐为何会被推尊为理学之开山。     

宋代理学语录的勃兴与传播

以往对于理学教育的研究集中于理学教育思想及书院教育的研究。除这些对宋代理学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之外,宋代理学教育发展也与语录体在宋代的勃兴,理学语录的广泛出版有关。宋代理学语录作为理学传播的方式,以其白话性、说理性、教育情境性、补充性等特点促进了理学教育的广泛传播,而宋代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及宋代考试制度的理学化和简易化倾向又为理学语录传播提供实践动力和政策空间。     

客家先贤邓肃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成就——邓肃记体散文探析

邓肃的记体文承继了北宋以来记体文人文意识浓厚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理学影响下的社会与人文关怀及其文学创作的内容特质.邓肃的文学创作,既受理学家文道观的影响,坚守重“道”,又极其重“文”,尤其崇尚韩愈古文.其文学实践即是对理学家“作文害道”的矫正.记体文文采斐然,艺术技巧高超,在文章立意题旨、结构布局以及表现手法、语言锤炼方面都别具特色.     

理学渊薮的形成:宋代江西理学的昌明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宋一代,以学派林立、学术多元、思想自由、成果丰硕而堪称造极。便利的交通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学习风气,使宋代江西成为天下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术、聚徒讲学的理想场所。前有欧阳修、李觏与三先生共启理学先声,继有周敦颐莅赣为理学开山奠基,至朱熹、陆九渊等一代理学宗师崛起,理学终于在江西系统集成、发扬光大。江西也因理学家活动时间早、学派多、人数众、地位高、贡献大、影响远而成为宋代理学渊薮。     

理学与非理学之间:朱熹对苏轼学术的批评和吸取

朱熹对待苏轼学术的态度, 是理学与非理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典型表现。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 对非理学流派的苏轼学术进行了全面、深入和激烈的批评, 目的是要扼制苏学势力、专树理学一统。这是朱熹之于苏学的主要态度。但朱熹又能认识到苏学的某些内容符合理学发展, 因而在其“集大成”的学术构建中,对苏学作了较多选择性的吸取, 从而较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理学体系。这一相反又相成的态度充分说明, 理学与非理学之间主要是对立关系, 但又有统一性, 后者尤其值得今日研究者注意。     

邵雍“击壤体”的体式特征及其诗坛反响

“击壤体”及其诗派是客观历史存在,但“击壤体”并非在南宋末年才形成。作为重要的理学诗之诗歌范型,“击壤体”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其题材、内容及主题等非常丰富。“击壤体”诗作表达方式有多种构型,其诗歌形态亦有不受韵律、句式所限等属性特征。宋人在学习、模仿“击壤体”的重心及其取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由此,“击壤体”在中国哲理诗发展史上具备了重要的诗歌范式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趣味"的"对境": 梁启超对"趣味"的审美阐释

不同于形象直观的审美鉴赏的"及物"性,作为活动动力并广涉整个生活领域的趣味以"涉事"为特点.所以,梁启超把趣味的对象称作"活动的对境",而不是"形象".趣味主义只承认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梁启超据此列出劳作、学问、教育、艺术和自然等作为趣味的主要对象性载体.从梁氏对趣味对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趣味对象呈现出普泛化、生活化、活动性特点;他突出了"对境"有趣化的主体根据;他理解的趣味是功利与超功利相统一的、超越而又入世的调适人生状态.     

和会朱陆: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

和会朱陆”是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 1)在人性论方面 ,虽然承袭了朱熹的人性二元论 ,但强调学问之功大而气质之用小 ;( 2 )在本体论方面 ,发展了朱熹以心为“本”的思想 ,将心提升到本体的地位 ,进而否定了理本体论 ;( 3)在修养论方面 ,背离了朱学的“道问学” ,而弘扬了陆学的“尊德性” ;( 4)在为学目的方面 ,反对“离去事物以固守其心” ,弘扬了儒家“躬行”与“致用”的优良传统     

科学理性精神:朱熹理学的另一面

潜藏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科学精神,由于近代科技的落后和儒学中伦理之学的显性而被严重忽视。事实上,科学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精神一样,是朱熹理学之树结出的另一丰硕果实。“物物上穷其致理”与“主宾之辨”,表明朱熹肯定科学的价值观和客观理性主义科学精神。     

清初民间理学:以孙奇逢与张履祥为对象的考察

孙奇逢与张履祥都是清初著名的民间理学家,儒学气象分别受到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的熏染,展现出侠客精神与书卷气息的不同。在学术宗旨上,张履祥恪守程朱,孙奇逢却先陆后朱,主张和同。张履祥成为民间学者与夷夏之辨思想的关系甚大,孙奇逢却在理论上推动了汉族士大夫与异族新王朝的合作。然而,他们都是实践理学的代表,对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及民间理学形成作用巨大:张履祥从理论上为民间理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孙奇逢的讲学活动则对当时学风的实际扭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闲情逸致: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政治意蕴

“闲情逸致”是中国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之一,“闲情逸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标志着文人对社会政治的某种疏离,也标志着他们在精神上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诗歌与书法功能的演变最突出地表征着文人趣味的形成过程.诗歌原本产生于原始巫术与宗教,是古人沟通“天人”的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后来诗歌功能开始泛化为君臣之间、卿大夫之间的交流方式,总之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显现.在主流话语中,直至东汉中期以后,诗歌才渐渐成为表达个人情趣的手段.书法原本完全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也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才渐渐获得欣赏的功能,成为文人个性和才能的表现形式.诗歌和书法功能的这一演变过程与文人趣味形成的过程,因而也与文人身份形成的过程是同步的.诗歌和书法成为表达“闲情逸致”的艺术形式也就表明了文人趣味的形成并获得合法性.     

梁启超美学:审美至上的"趣味主义"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丰富多彩,究其核心和相互联系,乃是建立在"趣味"基础之上的有机体系.他肯定审美的"趣味"即情感快乐在生活与艺术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揭示了"趣味"之美的唯心本质、创造来源和风格种类,尤其深入分析了书法、小说艺术的审美特征,并以新的文艺趣味观掀起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为其变法实践张目.     

审美趣味: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郁的美学精神,中国古代美学深植于天人合一、美善统一等哲学基础,并在古人们的心理、意识、趣味、好尚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文章旨在通过对其精神取向以及在艺术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来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趣味特质.     

以学为政:从朱熹到严复——论“理学”实践品格的历史传承及其当代启示

尽管经过了从帝制到民国到共和国的转变,尽管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尽管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以朱熹集大成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深沉邃密的核心理念--"理学"--的精神与实践事实上始终未曾退出历史的舞台,相反,总是经由如陈文龙、黄道周、林希五、林则徐、曾国藩、严复等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的自觉传承、持守和践履,发扬光大,一而再地为中华民族在逆境中崛起提供强盛不衰的精神资源和重焕生机的精神动力.崇尚格物致知、务实求真、以学为政、知行合一的"理学"精神.至今依然是中国社会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积极变革的最为有效的本土心智资源与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