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爱情婚姻小说的道德理想

道德关系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爱情婚姻关系又是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在爱情婚姻关系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定的道德的因素。道德影响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文学作品影响社会的道德风尚。因此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研究小说,尤其是爱情婚姻小说,应该是文学批评的不容忽视的、万古常新的课题之一。唐代描写爱情婚姻的小说,数量甚多,成就很高,其中不少名篇,堪称唐代小说的精品。小说家们以其生花妙笔,在描写一个个悲欢离合的爱情婚姻故事中,无不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某种道德观念、道德理想,显示出它们的社会价值,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以感情为基础的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千方百计地把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引导、限制在本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秩序范围     

《诗经·周南》言情诗艺术探微

《关雎》:波澜起伏,曲折有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册,第229页)打开《诗经》,第一首诗就是爱情诗歌《关睢》,它以明朗、清新的格调,显示了特有的艺术风采。然而,关于诗的主旨,历来却解说纷纭。《毛诗序》认为是赞美“后妃之德"。《鲁     

真率天然 情浓意笃——《诗经》中爱情诗摭谈之一

爱情,作为人类一种高尚、珍贵的感情,是“自从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恩格斯语)。用诗歌来表达爱情,几乎和爱情本身一样古老。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十五《国风》,那些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的民歌,就是我国古代人民用诗歌表达爱情的典范.它热烈、纯朴、大胆而真率地描写恋爱过程中我们民族特有的心理状态和以爱为中心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关系,委婉而执著地表达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罗密欧与朱丽叶》、《牡丹亭》异同说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力作,它们同是描写爱情这一题材,在戏剧史上都有较深远的影响。优秀的文学剧本,不仅能供舞台演出,而且也有较高的文学阅读价值,它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使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读者共同欣赏,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是一定时代的政治状况、阶级关系、社会思潮、民族风貌的反映。每一个作家的艺术总要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它不但基本取材于本民族的生活,反映本民族的情感,心理习俗、兴趣爱好,还在艺术形式上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欣赏习惯的熏陶,为本民     

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

关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诸如“主题转化说”、“反动说”、“破心中贼说”等等,至今仍没有定论。笔者认为,作品的主题思想应当是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实际内容中反映出来的;而作品的实际内容对于主题思想的分析和确定则更为重要。《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分析《西游记》的主题思想,首先应当从神魔小说的特点出发。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翻版;任何光辉的艺术形象都不是简单的阶级概念的化身。神魔小说尤其如此。神魔小说在反映社会现实矛盾时,采取了投影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地反映;不是以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矛盾为依据,而     

解放前广西外币流通情况初探

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同一切经济范畴一样,反映着一定阶段上的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生产联系,通过货币和货币运动而实现,被称为“镀了金的生产关系”。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政治变革和经济变化无不在金融货币上敏锐地反映出来。     

关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表述方式之再思考——兼论毛泽东《延安讲话》中的一个命题

关于文学的本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文艺美学难题之一,至今还在学术界进行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仅就有关“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与“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的这两种表述方式,谈谈笔者的     

阶级性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应予正视——关于汉魏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思考之一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 ,阶级意识泛化 ,文学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 ,文学研究中阶级、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等话语逐渐退隐。那么 ,文学研究与阶级 ,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与阶级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结合汉魏文学的历史予以探察 ,本文认为 :阶级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 ,阶级社会中的文学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对文学中的阶级性既不能夸大 ,亦不能漠视。正视阶级 ,梳理、探察文学中的阶级性是古代文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坚持用阶级观点评论《水浒》——学习鲁迅有关《水浒》的论述

鲁迅评《水浒》评的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评语好在那里?好就好在鲁迅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水浒》进行了深刻的阶级分析。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作为某一阶级的成员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并不     

对意识形态虚幻性及其超越的理论思考

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或阶层基于特定经济社会基础的对利益关系的反应.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反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承担着掩盖阶级社会真实关系的职能,因此是“虚幻的”.意识形态走出“幻境”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科学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有机地统一起来,真实地反映经济社会关系.     

两性关系启示录——王安忆《米尼》与《香港的情与爱》解读

两性关系是人类诸关系中最悠久、最基本的关系,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两性关系,而且两性关系永远与人类的发展存亡相始终.同时,它又是人类诸关系中最难处理和破解的关系性难题.尤其是进入爱情、婚姻的两性关系,由于个人化的两性生存上的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必然会出现许多相互性的关系性难题,并非男或女一方一厢情愿能够解决.从整体上看,性别关系曾经是人类社会最先发生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将是人类各种关系中最复杂和最后才能得到整体性的根本变革的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以两性关系为视角,细读王安忆的<米尼>与<香港的情和爱>两个文本,我们可以从米尼如何从一个上海女知青迷途不知返、一步步堕落为惯偷和卖淫女的教训,以及从逢佳与华裔美国商人老魏的一段临时性、交易性的两性关系之契约化、人性化升华而达到互利共赢的故事得到正反两方面有益的启示.     

学报编辑政治素质说

据《现代汉语词典》一书解释,素质是指事物本来的性质,也指素养,又指人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上先天的特点.这里不讲素养和先天的特点,只讲性质,只讲学报编辑政治的阶级性质及其表现.人类社会自有阶级以来,政治素质就有鲜明的阶级性质,政治素质反映出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具有资产阶级政治素质,必然要为资产阶级服务,具有无产阶级政治素质,亦必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泾渭分明,无法调和.因此,在我国还有阶级存在的今天,为谁服务的问题,为什么政治服务的问题,就成为学报编辑考虑的头等重要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亦是衡量编辑政治素质高低好坏的具体表现.在分析政治与艺术两者     

托尼·莫里森小说的异化世界

种族、阶级与性别等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畸变以及黑人自我的异化,人与他人关系的异化又表现为母子之间、两性之间及社区民众之间关系的扭曲与变异,自我之爱、他人之爱及超越之爱是消弭人性异化,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和谐,实现黑人民族复兴的三把利器。     

从女神的情歌到凡人的恋爱——《九歌》爱情描写与现代爱情作品的分析比较

爱情书写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千百年前《九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抒情杰作,其中对于爱情的描写更是风流蕴藉、情致荡漾。人与神、神到人、神和神之间种种爱情姿态摇曳多姿。而到现代社会,爱情书写没有消失,却出现了新的特征。本文通过对《九歌》爱情描写的分析和对当代社会爱情描写的透析,比较爱情描写的变迁。     

《浮躁》的谴责色彩

什么是文学?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定社会存在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学这种社会意识,在对一定社会存在社会生活反映的时候,不是机械地照搬,不是无选择的实录,而应该体现作家对这个“社会生活”的看法,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是非观念及喜怒哀乐情绪。作家的这种看法、思想感情及情绪,诉诸文学作品,即产生文学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一部文学作品,在具备了审美价值的同时,如果也     

于夹缝中求生存——评《水浒传》中的何九叔

文学评论是文学与社会的中介,它的任务是为社会解释文学,为文学解释社会。评价文学巨著《水浒传》,剖析以宋江、吴用等英雄好汉与高俅、黄文丙等贪官污吏至关重要,而研究两大营垒之间,处在矛盾夹缝中求生存的小人物何九叔,也自有其意义之所在。一:有关情节《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中,团头何九叔去为武大郎验尸,途遇西门庆。西门庆请何九叔到小酒店吃酒,并给了他“一锭十两银子。”何九叔来到武大家验尸时假作“中恶”。     

评《拉辛与莎士比亚》

司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化界的一位奇人.这位奇人为世界文学留下了几部奇书.《拉辛与莎士比亚》就是其中的一部.这本书之所以令人称奇,不仅因为文体的解放——对话体,书信体,戏剧体兼容并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不仅因为一书兼二任——为浪漫主义摇旗呐喊,又为现实主义奠定基石,而且因为它象《红与黑》一样,“在反映这个历史时期某些‘本质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并不低于今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那个时代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以及其发展趋势,变化规律的认识,这是足以使我们吃惊的.”     

文艺与道德

<正> 文艺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都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同时,它们又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作用,有极其密切的姻缘关系。历史上各个阶级都要求文艺宣传本阶级的道德观念,各个阶级的文艺又总是把宣传本阶级的道德观念作为自已的一项重要使命。文艺对于政治和整个社会生活都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这种作用,固然可以通过直接反映“政治的得失”来实现,但主要的是要通过宣传一定的道德观念来实现。文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显然是文艺理论应该着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王安忆对妇女命运的新思考——《长恨歌》、《我爱比尔》中的市场经济负面与“红颜薄命”

80年代王安忆多书写女性为爱情而生并在爱情中成熟,近年她转向“红颜薄命”题材,突出这个薄命的个性因素,它与市场经济负面的关系。这一主旨与20年代后期庐隐、丁玲等人的创作有着近似的性质,都是从实感出发而对或脱离现实、或庸俗化的“女性主义”的超越,在当下则具有反诘后现代思潮、紧密关注社会转型期女性命运变迁的意义。     

《文心雕龙·程器》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主要论述了从政与为文的关系 ,其主旨在力倡“贵器用”与尚“骋绩”。它不是一篇纯粹的作家道德品行论 ,也未涉及作家道德品行与创作的关系。然而 ,从文中关于文人“不护细行”的论述 ,却可以引发一些思考。东汉以来文人的不护细行以及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 ,都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士自身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对个性自由精神的追求 ,反映了文人的自觉。这种自觉 ,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确立。同时 ,由于对文人不护细行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和局限 ,也就不免会影响到文学批评的正常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