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本文从新文学阵营的内部差异和前后变化以及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多种派别对五四文学史的共同参与等方面展开论述 ,认为反传统只是新文学前驱者的重要特征 ,而非本质特征 ,不能用以概括多元复合的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全盘反传统主义”更是后人强加于历史的想象 ,而非历史的真相。五四传统文学观的准确表述应该是 :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重新估定传统文学的价值。     

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从一个方面认真研究和正确总结了“五四”新文学经验,填补了新文学史研究的一块空白。 吸收“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风尚,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把译介外国文学作为自己创作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提出过“拿来主义”的口号;一代     

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掘与继承

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有批判与摒弃,也有发掘与继承.胡适所代表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并非单向度的西方影响的产物,而是中国传统脉络与西方进化论交汇、融合的结晶.五四斯文学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重新估定传统文学的价值、整理国故、梳理白话文学史与发掘民间文学,是新文学阵营向传统寻求支持的重要举措.鲁迅与郭沫若等作家的创作乃至人格中都表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新文学作家不可能切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只会借鉴外国文化重新认识传统,进而以融会中外的个性创造来充实与发展中国文化.     

论郑振铎的文学遗产思想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整理旧文学”口号的,我认为是郑振铎。一九二○年秋,郑振铎作为核心人物,在北京开始酝酿组织我国现代第一个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并被推选为会章的起草人。该会章开宗明义地提出:“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将“整理中国旧文学”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作为工作任务,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是首次;在整个新文学社团史上,将这三者同时作为宗旨的,也并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现代乡土小说研究及其经典化

《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整理、保存、评价”五四文学的重要选本,推进了现代乡土小说经典化以及乡土批评与研究。继1920年代周作人、茅盾等引进、界说“地方色”“乡土艺术”等概念后,《大系》最终确立了作为类型研究的“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术语,也呈现出鲁迅与茅盾对此的认识差异。《大系》对乡土小说文本的遴选、《导言》的批评推介以及《史料卷》对乡土小说家的评价,成为以后现代文学史叙事和相关研究的重要依凭。从《大系》可以看出编选者审美观与文学史观的异同,其中某些遮蔽、局限或偏见恰恰体现出“五四”一代在1930年代新的文化权力场中,借助经典遴选对新文学正统地位以及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     

《小说月报》的"国故"研究与新文学刊物的重心转移

本文以<小说月报>在1921至1923年间有关"国故"话题的讨论与酝酿,以及体现<小说月报>"整理国故"集中成果的1927年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份杂志上一度呈现出的"国故"色彩的辨析,试图呈现出这一新文学重要刊物上关注未够的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并由此透视新文学刊物在屡被言及的新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译介两方面成绩之外的话题转移,并牵涉出"五四"文化语境流变的复杂背景.     

历史的重估——胡适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当陈独秀在国内创办《新青年》的时候,胡适恰在美国把“文学革命”当作中国的时代新潮进行热烈的讨论。一开始胡适就是与众不同地以实验的、讨论的和研究的态度带领这一运动前进的。尤其在白话新诗的创作与讨论中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并没有为“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所局限,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了“诗体大解放”的精神,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展。他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五四高潮中倡导悲剧观念与易卜生主义,对于整个五四新文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对待传统上,胡适是当时新派人物中较为慎重而稳妥的一个。他的“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思潮的重要内容在当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     

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

论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以往的研究者多把目光集中在西方文学的刺激与启迪方面。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闻名于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北大文学博士、中文系副教授陈平原,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4期杂志上,发表同题文章,论证了历来为学术界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新文学是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对新文学而言,外来影响只起刺激和促进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变革动力应该来自这一文学传统内部。否则变革不可能成功。他认为,周作人把新文学的源流和明末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胡适则把新文学的源流和一千多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一本有特色的评传——读《王统照评传》

王统照是中国新文学的元老之一,他同茅盾、郑振铎、叶绍钧、冰心等共同创建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为现代文学的建设与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近十年对王统照的研究较之“文革”以前有所深入有所发展,不仅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论文,也出版了《王统照文集》、《王统照研究资料》、《王统照的文学道路》等著作;不过尚缺少一部全景式的对王统照进行综合研究的著述,杨洪承同志的力作《王统照评传》可以说填补了这个空白。     

后殖民语境中的东方文学选择——兼评当前诗学讨论中的“失语症”论

西方新近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传入中国之后 ,有论者以此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方向 ,认为自此之后的诗学选择丢弃了民族的传统 ,患了“失语症”。事实上 ,通过对“五四”新的文化、文学与诗学的全面反思 ,却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 ,东方的文学选择不应该回到古代去 ,而应该吐纳东西 ,创造出现代性的诗学话语     

论郭沫若的神话研究及其他

“五四”新文学是在继承与发扬古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总结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也为了驳斥那时西方一些学者散布的“中国没有神话”的谬说,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以及后来的闻一多等人都非常重视对我国古代神话的研究。     

对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论老舍《四世同堂》的审美价值

在中国新文学的总主题中,包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在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自我反省”这种理性批判精神的创作思想支配下,坚持执行揭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民族文学的神圣使命。这个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主题,随着新的历史进程不断深化着。老舍《四世同堂》的独特审美价值,正在于它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深化,其具体表现为作家通过独特的艺术视角——理性分析式的描写——对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     

五四新文学与个性主义文学传统

根据会议的主题，我想谈一点与五四传统有关联的问题。文学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产品。在我们的观念中，五四文学是怎样的文学呢？那是一种由于思想比较解放而人的精神得以张扬的文学。如果封建专制的精神环境不出现变化，五四时代的新文学是不能出现的。但是，中国封建传统的根基非常深厚，“王纲解组”的时期往往是短暂的，一己封建势力“重整纲纪”，加在文学上的压迫就又来了，精神又再萎缩，原有的“新文学”的意义也会逐渐消失。精神环境变坏了，文学当然还在发展着，正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学也一直发展着一样。但这时候就容易走回老轨…     

评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和实践

“五四”以来,胡适在倡导新文化、主张文学革新的同时,也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并付诸于实践。这似乎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其实它恰恰反映了胡适这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文化思想中的不同侧面。     

个性·启蒙·政治——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对话

吴:明年(8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周年纪念。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作用,在文学史上,它被公认为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所以人们常常说,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就是“五四”的精神,新文学的传统就是“五四”的传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历史地位,即使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重大现象时,人们也是不得不加以注意的。可能可以这样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就存在于现实中。钱先生,今天     

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新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序幕。以鲁迅为伟大奠基人的中国新文学,在七十多年的光辉里程中,广采博取,接受了多种外来文化和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五四”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新文学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愈来愈增强。本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等文献相继发表,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文艺运动相结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形成。此后,新文学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以崭新的姿态向前发展,并随着革命进程,逐步由民主主义文学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学。本文试图从文学史的视角,就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我国新文学的指导作用,联系历史事实,从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郑振铎的文学理想与《文艺复兴》杂志的包容性

《文艺复兴》是一份颇具包容性的刊物。像郑振铎主编的一系列著名文学期刊一样,它的意图,不在造成文学流派,而在为新文学发展开辟园地。这种有别于流派意识的园地意识,是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是造成《文艺复兴》杂志群星璀璨的原因,而且突出体现着郑振铎的文学理想,是理解包括如何看待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的文学研究会等与郑振铎有关的另外一些重要问题的关键之一。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论茅盾早期介绍外国文学的特点

<正> 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最早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的。他在五四时期不仅成功地翻译了许多文学作品,而且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高瞻远瞩锐意创新五四文学革命确认必须通过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从中吸取养料,寻求借鉴,以取代中国的旧文学,创建新文学,激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首先指出,新文学要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的民主主义文学为榜样。鲁迅则是一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