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元对立角度看郭沫若的“风韵译”

两元论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 用三组两元对立关系，即诗人与译者、语言与意义、翻译与创作，分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探讨其深刻内涵，并借助《英诗译稿》中的译诗，看“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注重原诗人与译者的统一、注重诗歌内在的语势神韵、注重翻译与创造并举等在诗歌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艺术审美观。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博纳富瓦"在场"的诗歌翻译思想研究

伊夫·博纳富瓦是法国当代著名诗人,也是见解独到的翻译研究者。博纳富瓦认为诗意是翻译中不会失去的东西,真正的诗意是一种"在场",因而诗歌翻译是翻译"在场",具体来说,翻译要重视物质、声音与音乐。他的诗歌翻译思想既出于对诗歌与语言困境的现实忧虑,也体现了对诗人使命的自觉担当。然而,博纳富瓦拒斥概念性思维,关注经验"在场"的个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诗歌与语言的社会性质的思考。     

浅论我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以《唐诗三百首新译》为例

古典诗歌是我国引以为傲的珍贵文化遗产。鉴于古典诗歌自身的特点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古典诗歌的翻译,可以采用"意美、音美和形美"的"三美"翻译原则,即译者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传达音美,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传达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如此方能将我国古典诗歌的真正内涵展现给西方的文学爱好者。     

从顺应论看一首中国古诗中"情"的文化翻译

情感是诗歌的灵魂.诗人往往将内心的主观情感外化于客观的景物.诗歌翻译不仅仅是韵律形式的翻译,更要关注诗人内心情感的传神表达.顺应论作为对语言使用的综观,已被应用于文化翻译的研究,但从未有学者将之应用于诗歌中情的翻译.翻译实践说明顺应论是解决诗歌中"情"的文化翻译的有效方法.     

剖析"成本元"

从经营战术和经营战略两个层面对成本元这一概念的内在含义进行剖析,由"成本分配观"的成本元和基于"过程观"的成本元分析,可实现正确选择作业量量化基准,精确计量产品成本,消除无效作业,达到提高企业经营业绩的目的;由"结构性"成本元和"执行性"成本元分析,有利于企业从组织整体和全局的高度选择适当、合理的结构性投入配置并进行执行性投入的强化,使企业达到成本革新控制的效果.     

从许渊冲的"三美论"视角看"三吏"英译

俗称"三吏"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是"诗圣"杜甫的经典之作,对其英文译介却为数不多.作为翻译大家,许渊冲以精湛的翻译技巧在"三吏"诗歌翻译中再现了"三美论"之意美、音美、形美的美学特征,堪称诗歌英译的典范.从"三美论"视角品鉴许渊冲对"三吏"的英译,既可以感受诗歌英译的创造性美感,也可以得到英汉文化差异带来的艺术享受.     

诗情只待成追忆,喻情达意也枉然——论诗词翻译中隐喻的消解

随着中国的诗歌越来越多被译介到西方世界,诗词的翻译标准也成为了翻译界争论的主题,诗歌的翻译的标准是"忠实原文"还是"再创造",是以作者为中心地翻译,还是以译者为本体的传达,诗词的可译性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本文从诗的"表现"与"再现"的角度入手,分析诗歌中隐喻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消解,进而说明诗歌情境的不可译性。     

浅析唐诗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译——以《游子吟》的两个译本为例

诗歌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始终占据首要位置的文学体裁,早在十六世纪就被翻译介绍到了英国及其它欧洲国家。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不仅使得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学、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对西方部分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早的古诗翻译,大都由西方学者完成,十九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加入了这一文化传播的工程。本文旨在通过对由许渊和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创作的《游子吟》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进而试图阐释中西不同文化影响下两位译者所采取的不同诗歌翻译策略。     

从译作《玉阶怨》看庞德的翻译观

作为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埃兹拉·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注重的是"意象"的传达,运用创意翻译法,竭力传译原作之美。虽然翻译界对这种创造性翻译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认庞德为西方翻译理论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文章通过对其译作《玉阶怨》的分析,进一步探析庞德的翻译观。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论姚配中的"元"哲学建构与乾嘉易学哲学

以姚配中为例,论述了以"元"为核心的乾嘉易学哲学体系建构.姚氏秉承乾嘉学派易学传统,以郑氏易为宗,会通汉易,从"元为万物之元"论及"元为《易》之原",再到"元为五经之原、周秦百氏之原、《月令》明堂历律之原",建构起内涵象数、义理的"元"哲学体系.以姚配中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所理解的"元"概念,内含儒道两家意义,既是形上之道,又是未脱离形下的气,抽象而具体,可感可证,与宋代"太极"或"理"概念比较,似乎更为接近"真实"的外在世界.以此建构的易学哲学体系,内含自然属性与道德属性,是自然与德性统一.乾嘉学者所倡导解释易学文本的文字训诂和象数,不仅仅是通达义理的工具,其自身也内含古代名物制度和文化知识,反映古人对于客观外在世界的认知,他们对文本的解释体现的是解释者的学识与修养及其对于外在世界的理解,是一种类似西方的语言哲学.     

作为元文本的翻译

波波维奇和霍尔姆斯的"元文本"理论对于翻译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根据"元文本"理论,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翻译是反映的反映,即翻译是一种元语言活动,翻译文本是一种元文本.将翻译看作是一种元语言活动可以揭示翻译的本质,为解决可译性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可以提高译文和译者的地位.     

译者主体性与李商隐诗歌英译的多元阐释

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在西方得到了广泛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是因为: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必然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可以借鉴哲学阐释学的相关理论,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是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方面探究李商隐诗歌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歌的内在本质,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诗歌翻译创作空间中的意象与局限

"局限"是文学翻译作为"再创作"的必然前提,而"意象"正是诗歌翻译中的局限成分."意象"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特殊性,其独特性可以说是在其他文化中不能找到的和无法取代的.诗歌翻译除了传达诗歌的"肉体",还要传达其"灵魂".翻译如同转世,不可能让肉体和灵魂完美统一地在另外一个世界和文化中再生."意象"是诗歌中的灵魂,也是诗歌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局限.因此,这种局限性引发了诗歌翻译的"再创作"空间.从更广泛地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看,翻译诗歌中的"意象"导致两种结果:其一,本土文化意象在"他者"文化中的植入;其二,"他者"文化意象对本土文化意象的影响和流变.     

论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

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营养资源的汲取是20世纪"中学西渐"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命题,因为,它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在这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误读"现象,尤其表现在意象派诗人翻译和改写中国古典诗歌上.对这种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梳理和挖掘,可透视"本土"文学在对"他者"文学的接受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以及"本土"文学自身丰富的特性.     

庞德意象翻译观下的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翻译

诗歌的意象集中体现了诗歌的意境和神韵。如何对诗歌的意象进行翻译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从庞德的意象翻译观入手,提出了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时应该进行"忠实性"和"叛逆性"的创造。"创造性"的翻译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因此,本文对诗歌意象翻译的译者主体性也进行了介绍。     

"诗无达诂"的艾柯诠释学思考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鉴赏中,人们常用"诗无达诂"的原则来看待审美的差异问题.因此,如何准确把握作品的这种开放性也就成了诠释者永恒的追求.通过中国传统的"诗无达诂"诠释学理论与西方诠释学家艾柯关于"开放的作品"的印证,以威廉·布莱克<天真的预言>中译本为例,探讨了"诗无达诂"诠释论的开放性对诗歌鉴赏与翻译的意义.     

精练准确，节奏对等与自主翻译——读庞德的“Guido’s Relations”

埃兹拉·庞德不仅是伟大的诗人,他还是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事业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自主性翻译理论不仅激励了他的诗歌创新,而且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石.本文主要从阅读庞德的文章"Guido's Relations"入手,探讨庞德诗歌翻译理论的意义及局限性.     

从文化视角解读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

苏珊.巴斯奈特将诗歌翻译置于自己一贯坚持的文化翻译观视阈下,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对巴斯奈特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的产生背景、理论源头和理论内涵进行了全面剖析,阐述了她的"种子移植"论对全球文化背景下的诗歌翻译的启示意义,并揭示了其诗歌翻译观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