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胶东商人与社会习俗变迁

近代胶东商人数量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导致胶东地区的婚姻圈也渐趋扩大,并同时影响着当地男女的婚龄;胶东商人对海神和财神的崇信,进一步丰富了胶东地区多元化的民闻信仰;商人的自身行为和经营行为,则对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近代胶东商人研究

近代以来,胶东商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地方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来自于农民阶层的商人群体成为近代胶东商人的主要来源构成,并发展成为商人群体的中坚力量。近代胶东商人投资领域和经营观念的转变,使近代胶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具备现代化生产的部分特征。商人组织形式的变化,则体现了近代胶东商人力量的联合及其向公共领域的渗透,使得近代胶东社会具备了市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在商人力量的推动下,胶东地方社会亦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     

民间商人团体与近代城市的公共管理

近代以降,以商会为中心的民间商人团体广泛介入城市的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及交通运输等公共领域,成为近代城市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城市社会的演进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初探

文章认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并非舶来品,既有本土的历史缘由,又有时代的要求。其类型分为学会、报纸、学校、集会和会馆、公所、商会等两类,各有不同的特征;它们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及经济变进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

晚清的重商主义让一直位居" 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筹建新式商人组织成为时代之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近代温州商会,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商人成为近代温州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探寻温州商会的兴起缘由,弄清近代温州商会的本来面貌和真实状态,对于当今新兴商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商会史研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阶段性特点

本文主要从不同的研究取向、阶段性特点和问题意识出发,对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以期在全面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寻求理论与方法的发展空间。     

筹措与用度:近代常州商会经费问题考察

饬办商会是近代中国政府改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群体的中介,商会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基于公共团体的属性,商会经费问题成为衡量组织整合能力的重要标准,经费筹措从一个侧面反映组织的影响力,经费用度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组织职能的履行。以常州商会为例,探微近代中国商会的经费问题,经费困境主要影响因素为规制与现实的脱节、非强制入会原则,从而影响工商群体的整合。受其影响,商会经费主要来源于商会领袖的捐款、劝募、会员会费、公共事业捐,经费用度主要分为事务费和事业费,体现联络商情,保护商业,开通商智,维持公益,承上接下的事业宗旨,然而经费支绌、组织整合能力式微等困局日显,究其原因在于组织规制的不完善。     

近代商人的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商人是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们从事了诸如施医、救灾、赈济等传统型的慈善公益活动,也从事了诸如开办学堂、学校等教育事业,开办阅报社,创办济良所等新型的慈善公益活动。后者对近代社会的发展无疑起了更大的进步作用。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近代商人与教育变革

近代商人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也为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积极投身于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洪流。他们对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功能、教育对象的理解和阐述,是一种新型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观念;他们以多种形式投资教育,并通过办学活动如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校风校貌的建设、对高水平办学质量的追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近代教育实践。     

法制社会中的警察权--以公共领域为对象的考察

大政府日趋式微意味着警察国威风不再,威权政治的合法性也无法依赖传统的方式得以构建.如果经济基础的革新与发展所导向的只能是市民社会的兴起,那么警察权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其结果是为国家与社会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从物理上的公共场所,到公共舆论的形成,最终形成公共理性,警察权在自身范式转化的同时也在型塑一个合法化的公共领域.     

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

近代中国商会的选举制度不同于传统工商组织带有随意性的“推选”方式,是一种全新的“选举”规定,体现出近代民主色彩。上海商会选举的实践证实,这种制度性规定在其常态选举中基本上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以往强调工商界上层人物挟其雄厚经济实力垄断商会领导权的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选举中亦未曾出现过严重的舞弊和贿赂行为,但是,到了1920年代以后,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开始形成派别纷争乃至选举风潮,尤其是受到不同派别背后政治军事力量的制约,至此,上海总商会的选举呈现出从常态向变态的演变趋向。     

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以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批判为例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型缺乏女性视角,被批判为“性别盲点”。因此,女性主义者们试图建立包容女性的“女性公共领域”,南希.弗雷泽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基础做出了批判,试图通过公共领域的多元化来建立女性公共领域。但其理论却摇摆在包括平等在内的启蒙价值和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她所提出的女性公共领域也因此自我挫败,难以成立。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在商言商”是传统社会商人当中流行的口头语,至今仍不时看到人们使用这一词语。而追寻其源头,至少必须上溯至20世纪初的清末。本文着重探讨“在商言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

在近代广东 ,商人是同早期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群体 :他们投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运业 ,使广东在清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走遍全国 ,了解世界 ,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在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与爱国斗争。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 ,在 2 0世纪头 2 0多年 ,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 ,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 ,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论近代商人参与抵制洋货遭遇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商人参加抵货运动之后,由于遭受经济损失而普遍面临严重困境,并且始终得不到社会各界的体谅与帮助,只能苦苦挣扎寻求自救,寄希望于商会采取“疏通”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却又被视为破坏抵货运动的“奸商”,使其处境十分艰难,成为导致抵货运动难以长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吊诡的商会经费——以杭州市商会经费为考察中心

史学界一直对商会经费问题关注不够。抗战胜利后商会普遍经费拮据,该问题却无人问津。聚焦此时的杭州市商会,其经费运筹呈现出吊诡现象: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商会运作正常,会务还有增无减。该现象是经费制度使然,即由商会经费中事务费与事业费分离所造成,实际上商会缺乏的是事务费而不是事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