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为学，学以至圣 ——荀朱为学观之考察

荀子与朱子均主张为学以礼、学以至圣。荀子主张“大积靡”,朱子力推“格物致知”,均强调以经验主义的方式求知,注重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荀子、朱子的性论不同,但两人都强调心的认知功能及对性情的主宰作用。两人均将“心”视为连接知识与道德的肯綮,荀子主张“虚壹而静”,朱子强调“主敬涵养”。朱子的“主敬涵养”更贴合传统儒学的礼教精神,同时又融合了佛道的修养体系,是更具操作性和理学特色的修养工夫。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明清“上”类双音节方位词比较研究——以《型世言》《儿女英雄传》为例

通过对《型世言》、《儿女英雄传》中"上"类双音节方位词的计量对比研究发现,从数量分布上看,《儿女英雄传》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非常接近其在现代汉语中的分布。从功用的角度来看,尽管从明代末期到清代中叶仅仅只有200多年的时差,但双音节方位词在两书中却有着不小的差别:在《型世言》中,"上"类双音节方位词的用例分布不广,且基本上只能单用,作主语、宾语、状语,极少数用作补语,且用例较少;而在《儿女英雄传》中,"上"除了单用,还可以与其他词联合成短语,作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及兼语,甚至独立成句。另外,"上"类双音节方位词在《儿女英雄传》中的用例较多,用法与现代汉语基本相仿,由此我们看到词汇从明到清,向现代汉语方向发展、演化的轨迹。     

明清“怎”系疑问句研究——以《型世言》、《儿女英雄传》为例

以《型世言》、《儿女英雄传》为例,通过对怎字系列疑问句的对比研究,发现:口语对疑问句及疑问词的影响比较大,带有文言色彩的疑问词逐渐为社会所淘汰;而从音节上看,单音节、三音节的疑问词部分地为音节疑问词所取代;从疑问语气来看,清代疑问句的语气词变得丰富多彩,疑问句的句式也形式多样。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在对《四书》进行注解、训释与阐发的过程中 ,朱熹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 ,力求经文本义 ,避免穿凿杜撰 ,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 ,表现出鲜明的治学特点。     

《三言》释道观的文化阐释

《三言》中有许多作品涉及释道,并体现出一定的宗教思想。它一方面对释道的辅教助化的功用给予肯定;另一方面,在一些小说中对释、道二教的一些流弊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批判。《三言》中所体现出的释道观是收集进《三言》中的众多作品的原创作者和冯梦龙共有的释道观。影响《三言》释道观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与释、道两教长期对中国士人的影响、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民风民俗的变迁等密切相关;同时,反理学思潮及"主情"思想的兴起也对其释道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以女性眼光看待忧患与生命——从蔡琰的五言《悲愤诗》谈起

蔡琰以女作家所特有的眼光和经历,反映了建安时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生命意识     

宁波方言里的若干本字——基于《甬言稽诂》的考察

甬言稽诂》考证方言本字有得,有失,有遗漏。今以该书为考察中心,对宁波方言里的一些本字作进一步考释。该书已及者,证成其说,如义为陡音为[soη⁴⁴]的本字是“峻”,义为神情姿态的“意[t?i⁴⁴]”当作“意姿”,义为门钌铞的“门[d?iη²⁴]”当作“门扃”;该书不确者,订正疑误,如义为天转阴音为[a⁴⁴]的本字是“霭”,义为外号的“[■]号”当作“绰号”;该书失考者,补苴疏漏,如义为粗麻绳的“麻[dε²⁴]”当作“麻繵”,义为盛音为[t?i⁴⁴]的本字是“置”,义为瘾音为[?i²¹³]的本字是“念”。     

符际翻译再思考——以严复翻译实践为例

从卡特福德翻译理论的“转移”和“转换”观念出发,以符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为标准,将雅克布逊的符际翻译划分为符际转移和符际转换两类。其中：符际转移要求符号属性在翻译前后保持一致,强调各感官符号及空符号间的转移,拓宽了广义翻译研究的范围;符际转换凸显了翻译前后符号属性的变化,又可进一步分为影响翻译选材的一级转换、解构原文的二级转换和决定译文生成的三级转换。严复翻译实践的考察证明了上述分类的可行性,也为严复以及翻译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高文雄笔 取信读者——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看严复译著《天演论》

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涵盖了整个翻译过程所涉及的社会、道德和技术规范,为我们研究特定年代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试图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的角度,对严复译著《天演论》进行解读和阐释。通过分析,文章指出严复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一定的翻译规范:他不仅遵循了期待规范,能够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期待选择相应的翻译风格和策略,而且较好地遵循了专业规范,使他的译文收到了取信于读者的效果,从而使他成功地将这本西学著作译介到了中国。     

杜诗习见词诗学与语言学的双向阐释——热点词“自”的个案考察

杜诗喜用虚词,不仅具有以文为诗的特色,尤能取肖性情神理。其中自字,最能见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但因其表义丰富,颇难索解,亦多误解。因而从学科交叉角度,双向把握,或许可化解其义。     

进化与功利——严复对近代科学思想的诠释

严复将进化论提升和泛化为思想方法,把科学方法初步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在科学功能的理解上,他则强调社会功利主义,指明科学能够最终致中国于富强之境。严复对于近代科学思想所做的诠释对近代中国人理解西方科学思想具有启蒙作用,但也对民国初年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勃兴有一定的影响。      

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向：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既要受到学术共同体思维进路的影响,更要受到社会变迁的制约。法律社会学孕育、成长于现代性的母体中,现代性是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内在理据。现代性首先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线性的历史时间意识,长久以来的历史决定论是社会理论传统的主导维度。全球化时代,时空体验的巨大转变使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从时间移到空间。现代性向后现代性或全球性的转变,使得法律社会学的现代式的研究范式面临终结,新的研究范式(全球性的)需要建构,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正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     

社科术语翻译的适选机制研究——以严复的翻译实践为例

面对丰富的术语翻译实践,译者在术语翻译过程中需要考量诸多因素,关注术语翻译的整个过程,并完成适应选择。鉴于此,有必要从社科术语翻译这一领域出发,探索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结合严复的翻译实践,挖掘相关历史文化背景资料,在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归纳社科术语翻译的适选机制。     

严复路矿思想初探

严复作为清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解决中国摆脱贫困问题应当优先发展路矿的思想,并对在中国兴办路矿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整体构想。国内学界研究严复思想的较多,但专门研究严复路矿思想的较少。本文从分析严复路矿思想的主要内容入手,探讨了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并对严复的路矿思想进行了客观评价。     

从严复与李鸿章的关系论清浊流之争的教训

严复与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上的分歧,正是清浊流的重要分界点。尽管严复从事的是洋务浊职,但是他的外交理念却倾向于沈葆桢、张之洞、陈宝琛等清流人物。即便如此,在如何建立对外强权政府的途径选择上,他与张之洞等清流也不完全一致。严复认为,只有变法以修明内政,使国民拥有自由的民权,才能造就对外自主的强权政府。从清浊流之争的教训可见严复独树一帜的思想,这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不无借鉴作用。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描述性称谓语的文化语境与翻译——以贾平凹《浮躁》英译本为例

描述性称谓语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塑造起着关键作用,但由于缺乏固定的称谓对象,常常给翻译实践带来困难.运用关联翻译理论的称谓语的翻译研究方法,以贾平凹小说<浮躁>及其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描述性称谓语的翻译,旨在说明关联翻译理论对描述性称谓语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为称谓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