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充市城区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2018年4—5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城区采用便利抽样,以已婚且未育或已育一个小孩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匿名问卷,以面对面的形式收集资料,了解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南充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为南充市的人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在213名调查对象中,56人(26.3%)有二孩生育意愿,140人(65.7%)无二孩生育意愿,17人(8.0%)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南充市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个数均值为1.46,意愿子女个数均值为1.27。不同文化程度(χ2=7.512)、配偶月收入(χ2=12.641)、理想子女数(χ2=66.401)、一孩性别(χ2=5.441)的育龄妇女间二孩生育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第一个孩子性别为女孩(OR=2.641,P=0.021)、丈夫月收入越高(OR=1.761,P=0.028)、理想子女数多于1个(OR=29.040,P<0.001)的育龄妇女更有意愿生育二孩。南充市城区二孩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经济收入、理想子女数、一孩性别会影响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促进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效应有限,应当建立相关的配套政策,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12城市调查数据,对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现有孩子数目不满意,是两类育龄人群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祖辈支持、女方年龄、丈夫文化程度等,也都对他们是否想生育二孩有一定影响。但是,所生活的城市类型、夫妻的收入水平,与"双独、单独"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只对"双非"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提示,影响一孩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个人精力或祖辈支持,而是育龄夫妇内心所具有的生育需求。同时,对于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放到"全面二孩"背景中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城乡、性别差异下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二孩生育意愿作为了解生育二孩行为的重要指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复杂性导致已有研究结论的差异甚至冲突。使用广东省一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开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二孩生育高意愿的产生路径进行比较,发现四组人群存在明显差别,城市女性出现高生育意愿的比例显著低于另外三类人群;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组合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老人帮助"是绝大部分人群生育二孩的核心条件,幼儿照护的压力不容忽视;"理想子女数量"是四组人群高生育意愿的必要条件,凸显生育意愿的内生性。     

职业女性的生育二孩意愿--以上海市HP区楼宇就职女性为对象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HP区楼宇就职的白领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并对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成本、照料能力和福利水平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因素,职场发展机会、生育后的地位变化及生育相关福利保障机制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显著影响。据此,建议尝试建立弹性工作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女性职场提升,同时增加公共性育儿服务,以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为生育二孩者减轻后顾之忧。     

宣州市467名具备生育二孩条件的 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报告

针对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已拿到二孩生育指标的育龄妇女放弃或推迟生育二孩的现象，通过对宣州市农村具备生育二孩条件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基本落地,但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实施的人口学后果仍持有不同观点。基于2014年湘潭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文章分析表明：（1）“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为48.8%,农村比城镇人口更想生二孩,单双独家庭比普通家庭更想生二孩;（2）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占比达到56.3%,次要原因是不想对孩子分心和工作事业太忙,分别占13.1%和10.2%;（3）若政策允许,又具有意愿,有明确生育行为的占32.1%,且生育时间安排呈梯次分布,“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敏感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未来,应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投入,更好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初衷,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强劲动力。     

态度影响二孩生育吗?

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编制二孩生育态度问卷,在江苏省苏北地区SQ市和LY市县域内调查已育青年妇女,分析二孩生育态度对生育意愿、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态度项目中“生育二孩会诱发家庭矛盾”、“加重时间和精力负担”、“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均分均低于2.6。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二孩生育态度越积极（P<0.001）;学历为初中以下者生育态度明显消极（P=0.003）;全职妈妈的生育态度低于各类职员（P=0.006）。二孩生育意愿、行为与态度之间均存在非确定性因果关系（P<0.001）。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二孩生育宣传与教育,尽快制定二孩生育配套政策,尤其是妇女就业、医疗、婴幼儿带教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减轻青年妇女生育二孩的各方面压力。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据此,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等对策,以有效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运用2016年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全面放开二孩背景下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并不高,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户口性质、社会保障、一孩性别、流动时间、住房属性和收入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为此,提出从加强公共资源的供给力度和推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中国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5年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探讨影响和制约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内在动因与外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受到以下六个因素的影响: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健康状况、重男轻女思想认同。相比农村育龄妇女,城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较弱;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没有配偶的育龄妇女,有配偶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没有从事非农工作的育龄妇女,从事非农工作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较弱;相比身体不健康的育龄妇女,身体健康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重男轻女思想较轻和没有的育龄妇女,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     

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

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公共投入来配套,在系统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的相关情况基础上,对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强化党的“领导力”、优化政府“引导力”、激发企业“执行力”、发挥社会“推动力”、挖掘家庭“源动力”,实现“党-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主体的衔接,并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工作衔接; 同时,在满足新增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考核评估体系,完善婚育假期、妇幼健康计划生育、妇女就业权益等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加大对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的倾斜力度,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为三孩生育政策长期可持续释放潜力提供政策保障。     

“全面两孩”政策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以杭州市80后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对杭州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80后生育意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全面两孩"政策的知晓度较高,但认知度尚有欠缺;绝大部分非独生子女已婚80后及未婚80后都有生两孩的意愿;主要基于一孩的性别期盼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推崇晚婚晚育,接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间隔为3⁴年;生育动机日益多元化。据此,提出了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稳定、合理增长的对策建议。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独生父母愿意打破代际传递生育多孩吗？——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普遍认为独生父母群体更易陷入理想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低生育率陷阱,文章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聚焦独生父母的生育意愿,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代际支持和文化观念四个维度全面考察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育观念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当代独生父母选择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是“喜爱孩子,子女有伴”,而“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同时,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低但有上升潜力,大部分已育独生父母的生育理想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抚养条件的改善均会提升独生父母的再生育意愿。此外,由于机会成本更大,独生父母中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男性。基于此,提出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主体从物质条件和生育文化两方面着手提升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建议。     

生计资本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向“全面二孩”政策转型视角

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转型,顺应了抑制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2016年流动人口的深度访谈资料,分析了生育政策转型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对其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在“单独二孩”政策还是“全面二孩”政策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促进二孩生育意愿;在物质资本方面,拥有住房反而弱化二孩生育意愿。因此,除了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之外,提升流动人口的生计能力,降低住房压力,是改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有效途径。     

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近10 年文献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国家逐渐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但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备受重视。通过对国内自2010年以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近年来呈降低后趋于平稳的态势,意愿生育时间逐渐推迟,动机日渐多元化,部分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儿女双全和无所谓的双峰态势。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尤其重要。基于综述以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