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危机下不同路径的政治哲学对话——施特劳斯与马克思

通过批判现代性,马克思和施特劳斯这两位哲学家的政治哲学理论联系在了一起,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不同认识,施特劳斯和马克思两位哲学家进行了政治哲学领域内的对话。施特劳斯将现代性危机归于理论危机,而马克思将现代性危机归于实践危机。基于此,两位哲学家提出了基于不同政治哲学路径的解决方案。回归政治哲学,可以看出,二者的哲学思想都是对"人类应该如何更好生活"这一问题的解答。     

斯特劳斯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在当代复兴政治哲学的尝试备受当前国内外学术关注。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重建基于其对政治哲学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它有双重意蕴: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或者是以政治的方式让人们走进哲学。施特劳斯特别强调后一维度,并从这一维度重新审视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批判了以现代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科学,主张放弃将政治科学化的企图。     

犹太教历史背景下的基督教——亚伯拉罕·盖革论基督教的起源

亚伯拉罕·盖革借用19世纪盛行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将基督教的起源还原到公元前后犹太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斗争背景之下,认为耶稣是法利赛犹太人,传播的是犹太福音。耶稣死后,使徒将法利赛人的死者复活观念、撒都该派大祭司和代理祭司的观念以及希腊的"逻各斯"观念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督教弥赛亚观念,这一观念逐渐背离了犹太教主流,为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政治和宗教反犹的背景下,盖革在犹太话语体系中解读基督教的起源,强调犹太教作为原创性一神教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影响,旨在反抗基督教学术霸权,确立犹太学术地位,捍卫现代犹太认同,并为宗教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近代柏林犹太妇女沙龙及其困境

柏林犹太妇女沙龙最早出现于1780年,它们在等级森严的普鲁士王国为犹太妇女提供了追求解放、提高地位和展现自我的平台,并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德国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柏林犹太妇女沙龙为研究视角,可以透视犹太启蒙运动视域下德国犹太人所面临的异族通婚、改宗等问题,探讨德国犹太人在自我解放与身份认同、文化适应与同化之间的困惑与抉择。     

哲人与僭政——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

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非凡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科耶夫相信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具有历史性质,哲人必须通过实现政治性的普遍同质国家才能获得最终的理论真理;施特劳斯坚持古典的哲学理解,反对历史主义和彻底的哲学启蒙。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争论,从根本上说,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古今思想关于真理观和存在论的分歧。     

洛维特对历史进步观念的批判

历史进步观念诞生于17世纪的西方"新文化"运动,并非西方自古就有。洛维特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通过探究历史进步观念的基督教神学起源,提出了古希腊的自然循环观与基督教历史观的差异问题: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异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是两种不同的"西方文化"。又由于历史进步观念属于现代启蒙之后的西方文化观念,因此洛维特认为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的西方文化。洛维特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西方文明,尤其理解西方文明的深层矛盾,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文通过考察洛维特如何对历史进步信仰展开现象学式的哲学批判,力图揭示深受历史进步观念支配的中国学界所面临的内在困难。     

论施特劳斯视野中的霍布斯

作为20世纪政治哲学复兴的关键人物,施特劳斯对霍布斯进行了独具特色的阐释和解读。为解读霍布斯的宗教批判,施特劳斯将霍布斯与伊壁鸠鲁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霍布斯的宗教批判具有伊壁鸠鲁主义基础,但又对伊壁鸠鲁主义进行了后基督教的修改。为解读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将霍布斯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进行了对比,揭示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不同于古典及基督教政治哲学的基础。为进一步解读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施特劳斯再次将霍布斯的自然权利与古典的自然法进行了对比,以此揭示出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存在弱点与缺陷。以古今之争为视角,施特劳斯勾勒出了一个与传统进行决裂的霍布斯,同时也揭示出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缺陷。     

生命与政治的悖论: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三个源头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洞察来源于阿伦特、本雅明和福柯三位思想先驱。阿伦特通过对"政治生命"和"单纯生命"概念的区分,试图将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单纯的政治实践。这一思考产生了单纯生命的悖论:单纯生命既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又是消解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因素。本雅明利用"牺牲"概念和犹太—基督教神学传统,消解了阿伦特的悖论,却将政治行动转化为维护律法的暴力行为,并在献祭—净化的循环中,将纯粹生命本身转化为律法实施的最高目标。阿伦特和本雅明的哲学和神学反思最终在福柯对现代政治技术的分析中,呈现为现代生命政治内在的实践逻辑,人的自然生命成为政治的目标,却在被政治技术的抽象化利用过程中,转化为"赤裸生命"。借助于三位思想家的论述,阿甘本重建了生命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关系,他认为,赤裸生命就是人类生命的"门槛"(threshold):它处于生命的存在和消亡之间,将政治权力最为悖谬的两种功能,即捍卫生命和威胁生命同时表征出来。     

施特劳斯论洛克

无论在政治思想史、还是在对现代政制的影响上,洛克都是极为重要的人物。英美洛克学界和政治思想界在1950年之前一直都把洛克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接续在古典的和经院的自然法传统之后。施特劳斯关于洛克公开发表的文献有3篇,其共同主旨就是把洛克思想接续在霍布斯之后。施特劳斯的洛克研究,是其批判现代政治哲学和以美国政制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制的重要一环。正是在施特劳斯论洛克问题的基础上,英美学界对洛克思想和自由民主政制的反思,有了层次上的提升。     

《湖畔女郎》:“凝视”理论视域下的犹太伦理身份认同

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 1914—1986)是当代美国文坛颇负盛名的犹太作家之一,与索尔·贝娄(Saul Below)、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并称美国三大犹太小说家。在创作中,马拉默德继承了英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的传统,善于将现实的描写与道德的寓意相结合,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广大犹太下层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并对于纳粹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残酷行径表达了强烈谴责。在短篇小说《湖畔女郎》中,作者马拉默德借一对青年犹太男女朦胧凄美的爱情纠葛,揭示了男女主人公彼此爱慕的"凝视"背后最终导致这场爱情悲剧的犹太伦理身份认同问题,从而表达了"大屠杀"记忆在犹太人伦理身份的坚守与维系方面所存在的重要意义。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犹太教问题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是从犹太教问题出发的。我们只有从他的政治哲学研究与他的犹太教传统的关系入手,才能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内在理路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这对于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和自己的民族传统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列奥·施特劳斯的诗与哲学之争

列奥·施特劳斯将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描述为阿里斯托芬与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的身份与品性问题的争论。《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或审慎德性的自然哲人,其无爱欲性和非诗艺性对城邦造成了伤害。柏拉图对这些指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会饮》贬低和否定了诗人的爱欲,肯定了哲人爱欲的至上性。《王制》不仅证实了哲人的政治智慧或审慎,而且建构了哲人独特的诗艺性。柏拉图从城邦伦理和哲学真理的双重角度对诗的批判彻底颠覆了阿里斯托芬所宣示的胜利,要求诗从属于哲学。施特劳斯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阐释回应了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并从中孕育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     

复归古典政治理性主义能克服现代虚无主义吗？——关于列奥·施特劳斯思想困境的三点反思

列奥·施特劳斯将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归结为虚无主义,并认为复归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是化解西方现代虚无主义困境的根本出路之一。施特劳斯为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所开出的处方,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自然正当能否被证成的困境;二是对于被赋予至上权力的哲学精英而言,其腐化的风险是否能被有效控制的困境;三是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能否改变虚无主义的现实状况的困境。     

上海流亡犹太人的精神变迁与身份认同

德国女作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的小说《上海，远在何方？》曾获2009年德国约瑟夫·布赖特巴赫文学奖。作品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上台后，因受迫害而流亡上海的犹太人的各种经历。从侨易学的角度看，精神变迁是上海流亡犹太群体的整体特征；相反，恒常不变体现的则是他们潜意识中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具体表现为思维定势和生活模式的固化等方面。本文通过文本解析，考察书中人物为适应环境以图生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进而梳理其走过的侨易之路，以及侨易经历中体现于个体身上的变迁与恒常。     

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转变之回顾与反思

对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历程做一梳理,可以客观地再现新儒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待传统哲学研究的不同立场与方法,以及他们共同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发展过程。鉴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加深以及学者们方法论意识的自觉,中国大陆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民族精神的发掘与批判史研究范式、以学术研究消融于政治运动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纯粹哲学史研究范式三个阶段。而20世纪后半叶的港台、海外新儒家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的影响,呈现出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研究范式。     

黑格尔对哲学与基督教的“新综合”

本文认为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他试图在思辨哲学和自由精神的基础上使哲学与基督教获得新的综合.但在这种思辨综合中黑格尔哲学却成为现代灵知主义的代表,既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初意义,也背离了哲学的原初意义.     

拒斥自然权利是否可能——施特劳斯现代性批判的起点

施特劳斯不止一次地提到，现代世界的两大力量——历史主义和事实与价值的分野，通过对自然权利的拒斥，成功地毁灭了政治哲学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施特劳斯认为这两种途径都是失败的：历史主义在动摇了原有的抽象原则之后，并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原则，消解了自然权利的绝对性将导致无是非判断的虚无主义；事实与价值的分野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而在效果上同样会导致一种高贵的虚无主义。斯特劳斯认为自然权利是不可拒斥的，进而，以拒斥自然权利为前提的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就是可疑的。     

1881年后的犹太移民与美国社会的冲突与融合

1881年以来,由于俄国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不断的反犹浪潮,促使犹太人的生活日益陷入困境,而美国社会所提供的机会、平等和自由吸引大批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在与美国主体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主体文化之间不断冲突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国犹太文化,塑造出了兼顾犹太文化传统和美国现代文化的双重文化认同。     

古典的歧途——关于《尼采与布克哈特》

阿尔弗雷德·马丁的《尼采与布克哈特》是一部推崇布克哈特、贬抑尼采的著述,但是他的核心论点来自洛维特更早的观点.洛维特一面将布克哈特的古典主义定位于"适度和适中",一面认为布克哈特是19世纪唯一发展出"超历史的历史学"的历史学家.马丁沿袭了洛维特的论点.然而,无论是马丁还是洛维特,都没有看到布克哈特对于德国古典主义的背离...     

犹太人问题何以成为“当代的普遍问题”——犹太人问题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初步批判

与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当作纯粹的宗教问题不同,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与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联结起来,从而把这一问题转变为"当代的普遍问题"。通过对渗透着犹太精神的市民社会的分析,马克思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初步批判。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内含着对传统思辨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启蒙哲学的批判,同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