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著作权制度移植和失败探源

著作权制度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晚清政府同美、日、英国的知识产权谈判催生了近代中国的著作权制度。移植是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唯一的路径选择。著作权制度移植失败表明,在移植西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同时,应着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创新,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和发展,使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产生内在的需求动力,这样才能使知识产权这棵人类智慧之花在近代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     

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移植的必然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使其难以产生内发的制度变迁，近代西方制度文明的挑战打破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自身演进的轨迹，制度移植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     

民事执行立法：程序构建与规则设定

完善的理论是科学立法的前提与基础。本文讨论了与民事执行法的立法技术及其具体内容相关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作者主张以民事执行法为名称 ,坚持当事人平等、依法执行、程序性争议与实体争议分开处理、执行经济、优先分配查封财产等原则 ,以当事人进行主义与职权进行主义相结合作为执行程序设计的指导思想 ,以总分结合式为基础并合理吸取混合式与并列式构造的优势 ,构建我国独立的民事执行法。     

欧美潜在竞争理论立法体例之比较

潜在竞争理论,通常是用来说明混合合并所产生的限制竞争效果的主要理论。该理论对于分析企业混合合并行为的违法性具有重要意义,是目前国际上在规制混合合并时所运用的主流理论。但是,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对潜在竞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尤其是美国式和欧盟式两种主要的潜在竞争理论,在对潜在竞争的理解、认定及其范围的划定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比较,以纠正目前法学界对潜在竞争理论的混乱运用。     

移植与创新:中国近代经济学百年变迁鸟瞰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既是一次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也是一次古老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文明对决。这场战争就其规模来说,无论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在中国战争史上都微不足道,但它却既改变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演进路径,也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演进路径,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由传统步入近代的起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影响下开始了近代转型,这一转型过程既存在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的冲突,也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的冲突,其转型过程的艰巨性、曲折性在世界大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中国经济学者在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同时,在经济思想方面取得了不少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研究成果。     

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体例与方法

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重写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撰写学术史,应当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方面,应当淡化所谓的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近代学术史研究应当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这是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在方法论方面自觉的表现。     

加拿大民事诉讼立法体例困境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长期融合,促使加拿大民事诉讼立法体例独具两大法系的立法特色,即魁北克省的民事诉讼立法多采法典式立法模式,而其余各省及地区的民事诉讼立法均以判例式立法模式为主。这种兼容并包的立法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以《联邦法院规则》为视角,采用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加拿大立法史、立法结构、立法内容等方面的梳理和评析,继而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的下一步完善,从制度和法理两方面提出修改和建议。     

期货交易法立法之浅析

期货交易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期货市场的建设仍处于试点阶段,没有权威的期货基本法,现存的法规内容也有欠完备,并且频繁变动.加强期货立法是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当务之急.结合我国实际,期货立法宜借鉴美国的期货交易立法体例,由一部统一的期货法来调整期货市场.     

近代中国公司融资的信用逻辑及当代启示

从历史经验来看,信用是洞察公司融资领域各种复杂现象的关键所在。在社会信用不足的情况下,近代中国从引入公司制开始,就始终面临着认股易、缴股难的问题。尽管当时公司法提供了股债两种正规金融方式,但早期中国公司仍习惯性地依赖于传统信用机制,通过私人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方式进行融资。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近代中国公司融资背后深层的信用逻辑得以揭晓。现行《公司法》第47条的出台旨在解决中国实行认缴资本制以来股东滥用期限利益的问题,可被认为是针对资本领域信任危机的一次制度救弊。解决公司融资难题必须超出人际信任的范畴,建设和完善普遍的社会信用体系。当代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需要以传统信用为基础建立普遍的社会信用,同时也需要借助现代法制提高制度信任水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论纲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我国政府为农民设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其社会保障属性内在地要求通过立法来强制实施。其立法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即立法依据、部门法归属、立法体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运行了七年,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医疗保险关系,具有了立法的道义和社会实践依据,应纳入到社会保险立法范畴中去,并形成一个粗细结合、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组合的法律体系。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思考

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财经法律制度,它在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地区均衡发展、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缺乏法律保障,严重制约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进,社会各界对加快转移支付立法的呼声很高。本文基于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现状分析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方面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构想。     

完善社会立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必由之路

从法理的角度看,民生问题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社会权利能否落实的问题。当前,解决民生问题,需要通过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建立社会自我纠偏机制,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完善社会立法体系,是解决民生问题、使民生得以长久保障的必然选择。     

世界的多线发展与中国的发展路径创新

本文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为武器,多角度、多层面、大跨度地分析了现实中还不够标准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涵的发展子阶段和市场经济本质。     

促进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创新的策略

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创新受到企业规模小、研发投入少、创新人才缺乏等因素制约,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方面完善国家法律法规体系,加快人才培养与引进,另一方面企业要寻求适合自身的创新模式.     

中国的跨界民族问题与和平崛起战略

由于跨界民族使我国的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特点,因而它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我国边疆的稳定;跨界民族问题也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和组织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借口,直接影响我国和平崛起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所以我们必须从和平崛起战略的高度重视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尤其是加大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奔向小康社会。     

拉丁法族的“合同外责任”对我国侵权立法的启示——对“侵权之债”的质疑

深受罗马法传统影响的拉丁法族民法学使用"合同外责任"作为与合同责任并列的把手。把物权以外的关系两分为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被认为是罗马法以来的传统,后经过潘德克吞学派的改造,债法独立成编,作为提携物权关系以外所有民事关系的一级把手。这种对社会关系的抽象化和概念化造就了完美的潘德克吞民法体系,但却牺牲了社会关系的个性。随着因侵权关系的绝对性逐渐溢出了具有相对性的债的传统框架,同时在侵权救济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与债的本质不符的救济方式游离在债的框架之外。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下"债化一切民事关系"的传统民法理论体系框架面临挑战。拉丁法族使用"合同外责任"作为提携侵权法的把手对我国的侵权立法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文学的审美批评与现代文学研究

文学的世界是审美的世界 ,文学批评便是对艺术世界的审美批评 ,而不是对日常世界的政治批评与道德批评。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情境的特殊性 ,政治审判与伦理审判在文学研究中较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 :作家政治身份决定论 ;政治题材决定论 ;政治价值决定论 ;文学之争延为政治之争。政治审判造成文学标准的扭曲、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扭曲等诸种弊端。文学可以有实用的艺术与审美的艺术 ,但文学批判则只能首先是审美的批评 ,对现代文学的批评 ,也应是审美的艺术     

人文素质教育与当代大学生修养

人文素质教育是“人本”教育的基本内涵 ,就是将人类创造的丰富文化财富通过各种形式的知识传授、环境熏陶等 ,内化为国民的人格、气质和修养 ,成为国民身上相对稳定的品格。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质是从关注社会与自然发展的高度去关注学生个体的发展 ,以实现人的发展来促进社会与自然的发展。当代中国 ,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     

论现代法律思维的类推品格

现代性思维瓦解了那种建立在符号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基础上的知识体系,而在符号与事物之间建立起任意性的关系,符号成为表达事物的人造逻辑系统。但是,现代性思维依然要依赖于事物的相似性并把分类作为认知的基本路径,且以形式化的概念系统固化认知成果。由此,现代立法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分类构建规范体系,而现代司法过程则要借助于类推完成规范的现实化,现代性的法律思维由此全方位地具有类推品格。这一品格是法律具有操作性的基本前提,也因而预设了法律正义的基本限度。     

现代中国哲学之身份认同和自我批判——以熊十力为个案的研究

我们的古人,并不知道所谓"哲学".直到19世纪末,中国人才通过日本人,知道有"哲学"这个名目,但开始时,就连此一名目的内涵也不甚了了.虽然就像许多经过日本人中介的西方术语和概念一样,中国人往往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就用,可并不能消除其中必然隐含的问题.当我们使用一个术语或概念时,必定要对其意义有某种基本理解,否则那种使用本身就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造成误解和混乱.作为研究思维本身的学科,哲学尤其不能允许那样.因此,在随便谈论哲学和中国哲学之后,人们才认真地提出"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有无可能的问题.可以说,现代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问题.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和"反向格义"的问题的讨论,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不承认有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以及主张可以反向格义者,仍要面对"什么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出于好事者无故杜撰,中国哲学的现状逼迫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