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共产国际的分歧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抗日战争初期,在分析中国的抗战形势、抗战力量,确定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抗日军事战略等问题上,毛泽东同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毛泽东在一度处于少数甚至孤立地位的情况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坚持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与策略原则,开始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共产国际也最终     

试述抗战期间苏共和中共的关系

试述抗战期间苏共和中共的关系王芳由于苏共在建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起着领导核心作用，莫斯科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在地，因此，苏共在共产国际内具有特殊地位和享有许多特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作为共产国际领导党以及苏联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对中共自身建设的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给予了密切关注：维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权威;帮助中共开展马列宁主义学习教育;指示中共拓展党组织和健全组织制度;建议中共加强干部管理工作;规劝中共纠正整风运动中的偏差。共产国际、联共（布）的这种关注,对于中共加强自身建设及其领导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情报活动

情报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下抗日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选派人员赴苏接受特种训练,然后由共产国际和苏联远东军情报系统派回东北从事情报活动。1938-1945年间,东北青年救亡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入日伪内部,获取了大量重要而机密的日伪情报。抗战后期,中共中央为加强东北工作,通过多渠道派遣人员到东北开展地下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情报活动为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 ,共产国际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对毛泽东存在着看法 ,但由于毛泽东正确地对待了共产国际指示 ,正确地处理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最终作出了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重大决策 ,从而使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从一九一九年成立到一九四三年解散,它的指导方针,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都有影响。在共产国际的初期和后期,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下建立的,一九三五年的共产国际“七大”,对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年谈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时说:“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曲折发展及共产国际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中有很多重大问题都和共产国际有关。和其它理论问题一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形成过程也受到了联共党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这些指导和影响有些是积极的、成功的,而有些则是消极的、不成功的。然而人们以往在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形成过程时,都没有把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的理论与政策的形成过程同共产国际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同时也想阐述一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摆脱了联共党及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从而正确地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     

红色国家元首(上)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重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帮助建起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同共产国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30岁的毛泽东在中共三大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层,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关。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的指导者马林认为,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合作,而且坚持共产党员一定要通过个人身份     

共产国际与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三民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三民主义从旧阶段向新阶段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提高了对三民主义局限性的认识,为三民主义从旧阶段向新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国际为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指导;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制定,为三民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抗战初期王明回国的历史背景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对于王明这次回国的原因或背景,党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王明被共产国际派回来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王明回国固然带有执行共产国际新政策的背景,但也包含着共产国际在其它方面的考虑。王明回国后,根据他自身的政治经历,又掺杂了争当中共领袖的个人野心,强化了共产国际右的倾向,导致了抗战初期中共党内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来领导,苏维埃政权只有在中国革命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之时才可以建立。共产国际认为蒋、汪叛变促进了中国革命向苏维埃阶段发展,但依然希望国民党左派复兴中国革命而暂缓推行苏维埃运动。在复兴国民党的计划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最终提出在中国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浅析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共产国际对他的态度

毛泽东个人认为他在中央苏区时期遭受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排挤与打击的根源来源于共产国际,来源于斯大林路线,因为在他看来,统治临时中央的王明"左"倾路线听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东方部听斯大林的。其实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广州暴动失败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开始持支持态度,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同,相反,共产国际的态度是要毛泽东加入政治局,并且对他加以宣传。     

王明回国是向毛泽东夺权吗?--抗战初期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原因之我见

193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对于王明这次回国,党史界一般都认为共产国际派王明回来夺毛泽东的权.笔者认为夺毛泽东之权说不能成立.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是想帮助中国共产党,使中共不至于在国共合作中迷失政治方向,而导致党的组织瓦解.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文章通过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产生、发展及结束的全过程的考察,认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而其恶性发展膨胀则与李立三本人的错误思想认识有关,其最终的被遏止则又主要归功于共产国际,但同时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纠正又是很不彻底的。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述论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抗战大后方是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除抗日根据地外最重要的活动舞台.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最主要的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具体表现为:维系国共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政治基础;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战胜利壮大进步力量;繁荣抗战文化,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源泉;开拓民间外交,为抗战胜利营造良好环境.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有助于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认同,有助于深刻领会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在革命、改革、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为当下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提供生动素材.     

1926-1927年共产国际对建立中国革命政权指导思想的演变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进行了探讨和指导.在大革命高潮和大革命紧急时期的1926、1927年两年中,却出现了几番有关政权性质解释的反复,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的肯定,到过渡政权的认定,再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这种反复,既折射出当时背景之下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过程.     

1923年访苏之行对蒋介石的深刻影响

192 3年 9— 1 1月 ,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莫斯科 ,与苏联、共产国际就“西北军事计划”以及国民党与苏俄之间的合作问题进行协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苏联、共产国际改变了以前的态度 ,不再支持“西北军事计划” ,而且共产国际做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也使蒋介石感到很不满意。 1 92 3年访苏之行对蒋介石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对苏联、共产国际的基本看法与态度即萌生于此时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暨中国抗战文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暨中国抗战文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2月19~20日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80余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会从抗战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抗战文史的区域性研究、抗战文学比较和译介及传播、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艺理论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李维汉与陕北公学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李维汉是陕北公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陕北公学工作期间，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抗战建国以及党性办校的管理理念，同时贯彻民主教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及学员间应同步学习等教育思想。李维汉管理理念和教育思想在陕北公学的贯彻，培养了一大批抗战干部，丰富了干部教育的内涵，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奠定了中共干部教育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