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与赵尔丰

川边改土归流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边疆的严重威胁下,清统治者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它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声援西藏”巩固西南边防的作用,同时也给川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一系列的变革,进一步密切了汉藏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为后来西康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土归流相比,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特殊意义。在此期间,赵尔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是应予注意的。     

论改土归流的复杂因素——以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改土归流为例

改土归流应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之下,作为社会治理措施之一来认识。基于对鲁魁山自然人文的考察,结合档案文献,梳理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之间的关系。鲁魁山区域作为明末清初期间长期动乱的区域,康熙中期的招抚未解决鲁魁山之乱。雍正初年在高其倬的主导下决定根绝鲁魁山之乱。鲁魁山之乱的残余势力进入滇西南土司区域,使高其倬决定对威远州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作为鲁魁山之乱善后措施提出的,随后被推广到其他区域。     

明弘治年间城步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其结果

<正> 弘治十五年(1502)明朝中央政府即在湖南城步苗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距城步苗区“改土归流”140多年的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政府才对湘西实行“改土归流”;贵州苗区的“改土归流”则是张秀眉领导的咸同起义以后.城步苗区“改土归流”为什么如此之早?它与李再万领导的苗民起义有何关系?结果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清末川边“兴学”述论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夕,由清政府支持,在赵尔丰的主持下,川边藏区次第实现了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赵尔丰重视“兴学”的思想和行为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如人所知,川边地区在未改土归流以前,藏族虽有传统的文化及佛学,但仅限于喇嘛寺内。即使在喇嘛中,能够诵读经文的也主要是上层喇嘛,一般贫苦喇嘛很难有学习藏文的机会。以被誉为藏区文化古城和宗教文化中心的德格县为例,全县能写会用藏文     

试论清代岷江上游地区的改土归流

清乾隆中后期在岷江上游进行改土归流时曾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即在藏族聚居区推行“改土设屯”,在羌族聚居区将土民编入里甲,这体现了文化边缘地带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及清政府施政的灵活性。“改土设屯”模式开嘉绒藏区改土归流的先河,编民入里则直接将羌区纳入到封建制度的一体化进程中。     

改土归流与区划调整——以清代酉阳直隶州为例

清代酉阳直隶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广接壤地带,毗邻苗疆。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这一大的事件背景之下,四川总督通过军政措施,使该地区在行政建置上经历了由黔彭厅到酉阳州的转变,并完成了对当地土司的改流。从酉阳直隶州改土归流的过程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区划调整时机的提出、政区形态的选择及隶属关系的调整,又深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基于政区变动与改土归流的过程性研究有助于推动土司政治地理研究进展,并深化对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     

清代理县“土屯”制度

清雍、乾之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过大规模的“改上归流”。但在川西北藏族地区的“改流”仅有杂谷脑和大小金川。它是四川藏区“改流”较早,而又较彻底的地区。然而,这里的“改流”却较为特殊,系以土屯制代替土司制。本文试述理县土屯制度。 改土设屯的原因 理县位于川西岷江上游崇山峻岭之中。改土设屯前名保县,改设土屯制后在旧保县城(今理县薛城)设理番厅同知,故更名     

湖广土司改土归流原因新探

雍正五年的湖广改土归流是清王朝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进,出现了大量苗民逃往湖广及兵源粮饷紧张的局面。而湖广土司区的存在,不但影响西南军需的供应和保障,而且也影响整个西南改土归流的战局,因此,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南边防,策应西南云贵广西改土归流的需要,趁势顺带地将湖广土司实施了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巨大变化

<正> 改土归流是指清王朝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清雍正年间,清王朝对土家族土司进行了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土家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土家族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对于土家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土家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苗疆六厅”初探

从清雍正六年到乾隆元年(公元1728年至1737年),以鄂尔泰、张广泗为首的边疆大臣,在贵州“生界”苗疆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先后在“千里苗疆”设置了八寨厅(丹寨县)、丹江厅(雷山县)、清江厅(剑河县)、古州厅(榕江县)、都江厅(三都县)、台拱厅(台江县),总称“新设六厅”或“新疆六厅”。对此,本文拟作初探。一、清王朝对“生界”苗疆用兵不足“改土归流”我们在探讨这场军事活动之前,首先应该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什么叫“改土归流”?《辞海》“改土归流”条解释:“改土归流是指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改     

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其社会历史差异

改土归流在明代永乐年间即已开始,但这时是一种被动举措。清雍正年间,中央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大规模进行,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在雍正朝初期先后结束。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在经济方式、文化模式、社会变迁和族际关系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凸现了两个族群的社会特征。     

民间的力量: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的演变——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考察中心

改土归流既有土司的一面,也有土民的一面。从土民的视角来看,改土归流虽是国家力量对土司地区的变革,但这一变革并非单向,土民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也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土司阶层的改土归流还是土民阶层的改土归流,土民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忽视来自民间的力量。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既有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也有土家族文化在汉文化强势影响下的自我传承与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土民社会并未彻底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土家族文化也并未完全整合进汉文化当中。应多关注改土归流历史进程中土民的选择和土家族文化传承与延续之间的关系。     

清朝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正> 清朝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研究.本文试图根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个县的清代县志和辰州、永顺府的清代府志以及湖南省志中的有关记载,略述清朝政府对这个地区改土归流的一些基本情况.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世世代代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和白族等少数民族.清初,“顺     

羌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明代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相继推行土司制度,清初又进行了“改土归流”,由此,羌族社会从封建领主制逐渐过渡到封建地主制,成为羌族历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关于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性质和作用,史学界、民族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措施予以科学地评价。现仅就文献及实地调查材料,谈谈我们的看法。     

“改土归流”:土司家族政治命运的转型

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把改土归流作为土司制度的落幕戏加以研究,但若细心查核改土归流后的当地史料,却总能发现被罢废土司的后裔们可以长期在当地担任各种行政要职,对当地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可见,对土司制度而言,实行改土归流仅仅意味着用人制度的转型,因而及时和适度地实施改土归流,恰好是整个封建王朝官僚体制有效和灵活运转的标志。     

松滋土家族姓氏风俗考

松滋县地处武陵山、巫山余脉与江汉平原交汇地带,现有人口85万,其中土家族1300人。土家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桃树、卸甲坪、刘家场、杨林市、庆贺寺等乡镇。本文拟就土家聚居区域、主要姓氏来源和风俗习惯进行考证。一、松滋土家族的三次大迁徙松滋土家族人在历史上有三次大的迁徙,即土家族始祖巴人迁徙、百里俾迁徙、“改土归流”迁徙等。     

清末巴塘改土归流、地方秩序重建与国家认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从巴塘开始，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并经营川边，以救亡图存。其制定的《巴塘善后章程》又称《改土归流章程》,规定巴塘全境土地和百姓归“大皇上”所有，打破了两百余年的地方旧秩序，从根本上保障了改土归流的实施。其中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和随后颁发的禁止田产向寺院流动的政令，均是为了尽可能消除或限制旧势力的影响；移风易俗的规定和地方建设则有助于促进巴塘地方新秩序的确立并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改土归流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传统礼治思想在巴塘及川边的实践，同时也凸显了清廷对促进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迫切需要。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苏晓云清雍正年间在土家族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是土家族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土家族地区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土家族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特...     

由真安州建城窥明代对播州的改土归流

明代万历年间发生的平播之役结束了杨氏土司对播州地区长期的统治。在平播之役后明王朝为加强对播州地区的管理在黔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修府建州就成为改土归流中重要的环节。真安州作为原播州土司辖地,在改土归流后采取划州建治,兴建州府,变土官为流官。文章以真安州修城建州为背景,论述明王朝播州改土归流对黔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     

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

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是清史及西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已有很多同志发表文章进行论述,特别是就其历史作用进行了评论。但是,对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为什么会在雍正时发生,清政府改流的目的何在,却涉及不多。笔者认为,弄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