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运动形式索解

传统的“知人论世”、“以史证诗”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将文学作品与人及社会视为相关三要素 ,而以“正变”立论的文学史观则视文学史为外部环境制约下的交互运动 ,都有其合理性。然而二者都忽略了文学的主体地位与外部因素进入文学形式的中介系统。如果我们将文化与文学视为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 ,则可以获取新的视角。在双向运动中 ,文化建构的驱动力也就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在文化目的的驱动下 ,对文学史形成文化选择与整合     

迺贤《上京纪行》诗的文学史价值

迺贤的<上京纪行>诗描绘了奇异的塞外风光,反映了草原民族独特的风俗人情.而少数民族诗人以汉语来写异域风俗人情的诗,在此前的文学史上实不多见.迺贤不仅是元代的一位少数民族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一位葛逻禄氏诗人,他的<上京纪行>诗,就成为文学史上唯一一组葛逻禄氏诗人所写的反映异域风俗人情的诗,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入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从隐晦到显扬--元前陶诗价值定位嬗变的历史考察

元前陶渊明声名的显晦与陶诗价值定位的消长是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从其对陶诗价值体认的差异中可以窥知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人的审美趣味.东晋南朝,平淡真淳的陶诗与诗坛追求绮靡雕缛的审美风尚相悖,故其诗隐晦冷落,未受时人重视;唐代,陶诗的美学价值开始凸显,但唐代文人并未真正挖掘出陶诗的真趣,也未自觉确立其典范地位并大力倡导;宋代,陶渊明的诗史地位空前提高,宋人特别是苏轼对陶诗的理性诠释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典范地位.     

论杜牧的政治诗

一 一般认为,“脂粉气”构成杜牧诗的主要特色。其实不然。在杜牧诗作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他的政治诗。杜牧之所以能在唐代诗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也应当说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诗方面的出色成就. 杜牧生活在晚唐,成年后经历穆、敬、文、武和宣宗各朝。 他出身于高门世族,祖父杜佑曾在德宗末年位至宰相,并经历了顺宗、宪宗两朝。杜牧从青少年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

唱酬诗是儒家礼仪文化和人伦精神在诗歌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交际性是元祐年间苏轼文人集团唱酬诗中的突出特征."以交际为诗"的元祐体在文学史上向来名声不佳,但平心而论,元祐体不仅未脱离孔子倡导的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把"诗可以群"的功能推向极致,扩大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起的积极作用.其在文学史上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将日常生活诗意化,即以艺术的竞技和应答来实现人的"诗意地栖居".     

提升述史肌质:文学史编撰的创新之路——以杨逵的文学史形象为中心

在当今文学史编撰遇到提升瓶颈之时,文学史观、价值体系、框架结构、述史线索、文学史诸事实的筛选标准等问题尚难一下子得以改变,此时,应当考虑文学史述史“肌质”的提升问题.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对杨逵及其作品的叙述,已经形成稳定的模式.如何丰富文学史叙事中的“杨逵形象”,不仅仅是文学史编撰的个案问题,而且是文学史编撰中的述史质量和叙事水平问题.提升文学史的述史“肌质”应当是当前文学史编撰的一条创新之路.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左思、颜延之、萧统、陈子昂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的开掘、接受、内化与突破上,以及李白、苏轼、曹雪芹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认知上的拓深,可以看到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亦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文体三变说":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

南朝沈约的"文体三变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基本而且是唯一具有完全方法论意义的文学史论述模式.历代理论家依此模式创造出唐文三变说、唐诗三变说、宋文三变说、宋诗三变说、宋词三变说、古今诗三变说、元文三变说、元诗三变说、明文三变说、明诗三变说、清诗三变说等论述."文体三变说"有着深刻的哲学和民族心理文化依据.此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开辟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的论述方法.当代的文学史书写应当借鉴、吸收这份理论遗产.     

于今写人琼南景 賸得诗人细品题（上）——明清五指山题咏诗之文本考析

明清时代五指山题咏诗16首,代表着五指山题咏诗的重要成就,这也是海南文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本文对这些诗的文本及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析。     

李商隐无题诗产生的文学史意义

以李商隐无题诗的产生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文学史角度阐释这一文学现象.李商隐无题诗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在寓意和风格上,它是象征性、多义性诗歌发展的巅峰;在命题上,是对南北朝以来诗题愈来愈繁的突破,使诗旨深约婉曲,神韵十足.     

陈廷焯词选编撰中的文学史学意识探析

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与各类文体的选本编撰中暗含有非常丰富的文学史思想。本文试以陈廷焯为例,探索其词选编撰中透露出的文学史学意识:第一,正其"本原"的文学史本体论。第二,"示人正鹄、度人金针"的文学史功能论。第三,"论"、"述"结合的文学史方法论。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

文章论述了《诗经》中划分怨刺诗一类的合理性 ,并对某些文学史本在《诗经》内容划分上的偏颇进行了批评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 ,因作者不同 ,其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怨刺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是些尽善尽美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考辩

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领袖,是明代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钱谦益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说明了王世贞晚年思想的转变,影响颇大.但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并不完全可信的论据基础之上的.同时,后代文学史一般认为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坚持食古不化的形式主义文风,也是对他们的片面理解.     

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

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 <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钱注杜诗>以诗利、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生态与文学史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大文学史观的几点想法

倡导生态文明的21世纪,文学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应当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史生态理念,文章对大文学史观的写史理念提出了几点看法.以"现代"作为论述平台,着眼于现代文学史改进和调整的必要性,重申加强被长期被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在大文学史观的生态视野下构建相对完整的现代中国大文学史.     

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

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蒋述卓我们的文学史研究，４０余年来多是作家作品的编年式体例，其主要范式是将文学史置于政治学、社会学的领域中加以考察，偶尔也夹杂进某些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的成份。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是力图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客观的效果...     

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挑战--唐伯虎之文化意义论析

唐伯虎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这个形象、这个题材具有持久魅力和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他又被现行的文学史写作所轻蔑所漠视.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一是唐伯虎"生涯画笔兼诗笔",在他的生命中丹青价重、诗赋擅场与浪漫传奇紧紧啮合在一起,引起了后人广泛的兴趣;同时也强化了他在文学史写作者心目中的"非我族类"的印象.唐伯虎之被文学史冷落的另一个原因,同样也是他在通俗作品中的被热捧的原因.这就是他的"俗".事实上,唐伯虎在文学批评史上并非冷门话题,他之被忽视,只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出现以来近几十年间的事.如何看待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如何看待他的形象被不断地"再创造"的现象等等.这些都对我们现行的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