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佛道关系——以唐代长安为中心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官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等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南山”意象与古代东亚都城建构——以长安终南山和奈良吉野山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南山"多指长安南边的终南山。在"南山"脚下,周秦汉唐历代都曾建造过辉煌的都城,形成了"南山—北阙"的对峙格局,因为古代人认为终南山"在天之中",理应建都在此。中国古代都城与"南山"的位置关系,集中反映了中华传统的世界观,而这一世界观也影响了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的都城营造。文章将主要通过对长安终南山和日本奈良吉野山的对比分析,来揭示长安"南山—北阙"都城格局的寓意及其对东亚诸国的影响。     

敦煌学视域下唐代长安的三教关系

唐代长安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保持着密切联系,长安是全国儒释道三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敦煌文书和史籍的记载足以说明,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儒士、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佛教、道教为宣教弘道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反映出儒释道三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沉郁与欢娱:唐长安节假日里的佛、道之争

在唐代都城长安,七月十五中元节宗教体验大多是在佛教场所进行。节假日当天民众对佛、道二教的不同参与表明,佛教以"盂兰盆会"对报父母恩的强调,备受民众欢迎,而民众对道教出于谢罪自省的中元斋会则相对冷落。佛教凭借七月十五"盂兰盆会",找到了民众孝顺父母这一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吸引了更广泛的信众,从而在中国岁时文化方面,相对道教取得了成功。此外,"盂兰盆会"仪式本身对社会关系的重建,也是其自身吸引力所在。     

从唐代游侠诗看唐代游侠及侠文化的新变

从创作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唐代游侠诗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游侠大量聚集于都城长安,这体现了长安都城文化对侠文化的包容;二是游侠与边塞战争的结合,这表现了侠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互补与回归;这些特点均体现了侠文化在唐代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独特魅力。     

开启唐代文史之门的又一把钥匙——周勋初先生《唐代笔记小说叙录》述评

研究唐代文史,两<唐书>自当为首选史料.然由于史事纷纭,又限于篇幅及史例,官修正史往往有缺漏之处,而出于私人撰述之唐代笔记小说颇能补正史之阙,此亦唐代笔记小说价值所在,所谓另辟蹊径、探幽知微,即此也.唐代笔记小说,可谓研究唐代文史的另一宝库,周勋初先生<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实乃开启唐代文史之门的又一把钥匙.     

试论《刘公嘉话录》的史料价值

唐韦绚所撰的《刘公嘉话录》是唐代笔记小说中价值较为突出的一种,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诸多方面,为我们研究唐代文史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资料。其史料价值尤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可以补充正史缺漏,有助于推进唐代社会风尚研究。     

士风、诗风及民风：从《北里志》管窥唐末社会

《北里志》记载了中和以前长安城平康里的歌妓生活,是后人了解唐代青楼及娼妓的重要的历史资料。此书开后世《青楼集》、《板桥杂记》等描写青楼类作品之先河。此书虽是一部笔记小说,但人们可以从中管窥唐时长安士子生活的某些情状,并了解诗歌创作及传播的某些方式。与此同时,唐末社会环境、风俗习惯等也在《北里志》中有着诸多真实的记载。     

论汉代都城赋“润色宏业”与“博物猎奇”两大传统的形成及表现

都城文学传统经过先秦发展,在汉代都城大赋中得以基本确立,主要包括"润色宏业"与"博物猎奇"两大特征。前者或宏观展现长安的地缘优势,论证王权乃天命所归;或具体描写长安繁华,从审美及情感上让人对京都所代表的王朝产生心理认同,由建筑不朽联想到帝国基业的永存。博物猎奇传统的形成与大一统帝国人们的地理视野不断开拓有关。同时文教发达使得训诂、文字、堪舆学科迅速发展,让这种穷极描摹的写作方法成为可能。这一切使汉代都城赋呈现出富丽堂皇、"苞括宇宙"的艺术特点,深刻地影响了魏晋都城乐府、唐代都城歌行的创作。本文拟从都城文学发展演变的角度,探究这两大特征的形成及在汉代辞赋中的表现。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北里志》作者和创作考述

《北里志》是一部描写唐代大中年间长安士子狭邪生活的实录式笔记小说，作者孙棨。《唐摭言》和《唐才子传》误将作者记为赵光远的原因，既与赵光远的家庭出身及骄侈生活有关，又与赵光远狭邪香艳的文风相连。孙棨创作《北里志》，一方面受到晚唐笔记小说创作繁荣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叙述艳情故事来垂戒后世。从《北里志》的实际流传情况来看，此书却实开后世艳情小说之端。     

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力作——读《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研究》

正王虎的《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是一部研究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的力作(下面简称《研究》)。我们阅读过后,获益颇丰。书中有许多亮点引人注目,读之令人称快。唐代是连接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桥梁,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回顾20世纪的唐代词汇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从20世纪初胡朴安《通俗典》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到三四十年     

新时期中国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

20世纪后期 ,中国唐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这表现为研究机构的建立与队伍的发展、典籍资料的整理研究、唐代作家与诸文学问题的研究等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唐代文学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原因是学术思想的解放     

佛教生命伦理的仪式表达

佛教内含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仪式和典籍等都是其表达方式。佛教仪式与佛教典籍在表达义理时形式不同:典籍以文字为载体,强调对佛教教义进行哲理和学理的思考;仪式以表演为途径,侧重对佛教教义的感悟和体验。正是仪式的过渡性和过程性使得信众从典籍中学习到的佛教生命伦理思想实践到日常生活中。     

唐代长安大面、踏摇娘歌舞戏服饰研究

唐代长安歌舞戏服饰深受西域歌舞戏服饰的影响,其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戏剧服饰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新现象。以唐代长安歌舞戏中的大面、踏摇娘服饰为例,根据唐代长安与西域歌舞戏服饰艺术特征的对比结果,运用文献结合考古图像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唐代长安歌舞戏中大面、踏摇娘服饰的形制特征及其与唐人日常生活服饰之间的关系,阐释丝绸之路上唐代长安与西域在歌舞戏服饰方面的文化交流以及其传递的各种信息。     

佛教音乐对唐代长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音乐被称为佛曲。伴随着佛经的传入,佛曲与中土音乐相融合,也开始在唐代京城长安风靡一时,成为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都乐于接受的新的音乐形式。佛曲也往往成为文人在诗歌中热衷描写的对象。作为佛曲主要配器之一的琵琶,成为诗歌表现的重点。长安诗坛不仅记载了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还通过文学语言对其声音进行描绘,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佛曲影响下产生的诗歌成为唐代文学中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     

《类说》独存之笔记小说条目及价值

曾慥的《类说》,作为宋代的一部重要的类书,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与征引,但专门的研究却极少。笔者以书中收录的笔记小说为例,发现《类说》独存的唐代笔记小说条目有186条。这些独存的笔记小说条目,体现了《类说》存亡辑佚、考证史实等作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说唐代牡丹

唐高宗时 ,皇后武则天移植汾州牡丹于京师长安 ,牡丹作为观赏花卉 ,始为社会普遍认识。佛教僧人为培育牡丹做出了重大贡献。牡丹价格始终昂贵。唐代赏牡丹蔚然成风。牡丹与社会生活结成种种关系 ,还进入音乐、美术领域     

唐宋长安经济研究述评

长安是唐代的京畿重地和北宋西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唐宋各自的时代特征造就了长安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变迁,使得长安经济在我国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唐宋长安经济研究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就唐宋长安经济研究出版了大量论著。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