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建立和推动中日贸易关系的重要贡献

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50年代,周恩来着眼于中日友好的长远,从中国外交战略和经济利益角度考虑中日关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从开辟民间贸易渠道入手,建立中日贸易关系,并设计了备忘录贸易形式,形成了把中日两国民间交往与官方交往联系起来,以民促官,把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衔接起来,以经济影响政治的格局。此后又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以政治影响经济。由此形成了中日之间经济关系发展推动政治关系发展,政治关系发展又推动经济关系发展的良性结构。周恩来是中日贸易关系的奠基人。     

略论明州在宋丽民间贸易中的地位

北宋建立后,随着明州地区经济的发展,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及受周边复杂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明州成为宋丽间民间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在宋丽民间互通有无的贸易交往过程中,明州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代宁波在中日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兼论官、民贸易方式的转变与嘉靖“大倭乱”的起因

作为专通日本的惟一港口,再加上拥有比较发达的江浙皖地区作为经济腹地,宁波在明代中日经济交往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文章着重从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个方面论述了宁波的这一重要地位,同时研究分析了上述两种贸易方式转换的原因,指出以朱纨为代表的海禁政策的失败引发了历时十余年的嘉靖"大倭乱".     

明代海禁政策下的中国海外贸易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的一个逆转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明初的海禁政策。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朝贡贸易"作为当时国家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充当着对外交往的主要媒介。然而官方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并不能满足民间对贸易的需求,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私人贸易兴盛起来。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在经历池田内阁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到佐藤内阁时期出现突然的降温和滑坡。导致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出现突变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日本战后在亚洲的贸易结构,使得中日贸易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为下降;与此同时,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升级,美国要求实现日美远东战略换肩,这促使日本对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加强对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配合。     

近代美国对华毛皮贸易问题初探

毛皮贸易是中美两国早期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的近代自由市场秩序的体现.中美毛皮贸易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巨大的毛皮需求与美国建国初期经济结构互动的产物,是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世界贸易网络的组成部分.毛皮贸易促进了中美两国的接触和交流.同时,毛皮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贸易不可能持久存在.     

影响中日LT贸易实施的政治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中日双方经过共同努力签订了具有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协定,打破了两国外交的僵局,为两国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LT贸易的签订,引起了台湾当局的不满和反对。为维护日台关系,日本政府对LT贸易的态度发生转变,同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LT贸易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滇藏川民间商贸现状及发展趋向研究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云南与西藏、四川等藏区间民间商贸交往活动进行具体梳理,对其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和评估,就历史上滇藏民间商贸活动特征与现今发展状况进行对比研究,可发现源远流长的民间商贸交流的发展趋向。以民间贸易活动为载体的地缘经济交流,不仅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间互动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还是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内源性发展能力培育的重要途径。     

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

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反映该战略的外交政策休戚相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尚未达致完全恶化的地步.鉴于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通过日中贸易关系来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再加之日本政府和民间部门对中日贸易的强烈期待,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它也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强加于中日贸易关系之上,但还是允许中日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这使日本外贸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美国在日本的经济负担自然亦得以减轻.     

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1990年以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中日双边贸易带来了契机也加剧了两国的贸易竞争,从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入手探讨中日双边贸易的性质和贸易分工,以对中日贸易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有个正确的认识。     

中日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通过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中日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各经济发展指标中与中日贸易关联度较强的是我国的人均GDP、中国对日出口额、我国利用外资额,说明中日贸易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助于造福两国人民,而且将惠及整个亚洲,最后提出对策和展望。     

中美产品内贸易与静态利益分配研究——基于制造业五位数数据的分析(1993—2010)

中美建交30多年来,中美贸易发展迅速,2010年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产品内贸易带动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为中国融入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契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产品内贸易仍将是中美贸易的主要形式。在中美产品内贸易利益分配问题上,基于贸易差额上的分析表明中国在中美产品内贸易中获得量的优势,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国都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益。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中国获得了数量可观的静态贸易利益,中美产品内贸易水平与贸易差额具有正相关。     

环境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

二战结束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相当重要的内容,它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影响正在不断提升。笔者阐述了环境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的历史轨迹,从国际趋势和中日自身的经济、政治、环境需求分析了其作用不断增强的原因及其对中日关系发展未来的影响,并提出将环境合作作为推动中日关系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中印FTA的贸易扩大效应分析

建立FTA(自由贸易区)最重要的经济效应是能带来成员国间贸易规模的扩大,把代表自由贸易安排的虚拟变量纳入引力模型,对中印建立FTA的贸易扩大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中印两国间还存在巨大的贸易潜力,两国若能在目前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FTA这种制度性合作,将使双边贸易产生质的飞跃。     

基于技术异质性的中日贸易隐含碳测算及分析

基于中日技术异质性,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利用WIOD数据库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1995—2009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了测算,测算中考虑了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碳排放。同时,采用SDA分析,对中日贸易隐含碳的变化进行了因素分解。测算结果表明:从1995—2009年,在中日贸易中,中国出口隐含碳从40.78Mt增长到152.78Mt,进口隐含碳从12.25Mt增长到66.87Mt,净出口隐含碳从28.53Mt增长到85.91Mt。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在1995—2009年期间,对于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的变化,规模效应促使了隐含碳的增长,技术效应促使了隐含碳减少,结构效应影响比较小。     

重视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工会职能的转变

经济体制特轨引起了国家、企业与职工三者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在维护职工利益、协调劳动关系方面越采越体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真正代表和维护职工利益的工会组织的存在,对于建立、协调稳定的劳动关系和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RCEP与中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为解读RCEP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RCEP内容和成员国的贸易规模、人口数量、GDP总额、FDI净流入等进行分析,并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区域内贸易量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认为,RCEP将重构亚洲区域内价值链分工关系,削减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重新定义亚太地区的贸易模式,扩大亚太贸易区的贸易规模与国际地位,推动亚洲区域内的货物、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推进亚太经济圈良性“内循环”,有助于国际贸易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复苏; RCEP将降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加深和协调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经贸关系,满足中国的企业生产和消费者需求,有助于中国发展健康、可持续、平稳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关系,发挥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上的引领作用,为构建更稳定、互利、合作的全球经济关系奠定现实和制度基础,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提供新动能。     

试论国际贸易法的定义、范围和渊源

对“国际贸易法”的定义、范围和渊源进行探讨 ,提出“国际贸易法”定义是指调整跨国贸易关系和与贸易有关的其他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国际贸易法”的范围应包括国际贸易私法和国际贸易公法两个部分 ;“国际贸易法”的渊源基本上指贸易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立法与判例     

文化差异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体现

在国际贸易谈判中,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决定了各自的谈判风格和谈判方式。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文化差异集中表现在谈判风格、谈判起始方式、决策方式、人际关系观念四个方面。了解这些差异对我们发展国际贸易有着重要帮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因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各学者的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文章采用协整理论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1995-2007年)的关系,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进口在短期存在替代效应,在长期存在互补效应,并计量出中国FDI与出口和中国FDI与进口的误差修正模型。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