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知识分子开放思想的比较 --以吉田松阴和谭嗣同为中心

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压下 ,被迫实行开放政策。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吉田松阴在“取舍”和“聚类”的思想下 ,侧重学习西方军事 ;谭嗣同在“取文”和“去之”的思想下 ,提出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探索两国知识分子的开放思维特征 ,对进一步研究中日现代化道路问题会有启示     

中西法治传统的比较研究——以伦理学为视角

先秦与古希腊时期作为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对于东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某种意义上说，两大文明的法治传统基本上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展开的。从伦理学角度来探寻中西法治传统时我们必然回溯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先秦与古希腊时期，“家国同构”的亲属社会和“家国分离”的市民社会、“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的哲学基础以及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东西方文明在国家治理方式不同的价值选择，并型构了两种不同的法治传统。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晚清出游西方者的惑与达

晚清出洋者行游西方，获得了对西方社会的直观认识。于器物层面，他们惊诧近代科技的进步，对其进步动因感到困惑，但他们将西方科技源头纳入东方，为西学在中国思想体系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于社会习俗，他们惊诧西方“尊女”之风，但他们以“从其国风”保留那份对传统的尊重。无论是困惑还是达观，不违背传统，“西学中源”和“从其国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通达看待西方报业则显示了晚清思想界发生的某些积极变化。     

电影《安娜与国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评析简

电影《安娜与国王》是好莱坞据安娜·利奥诺温斯的自传体小说改编拍摄的反映19世纪泰国（当时称作暹罗）宫廷的故事。电影讲述了英国安娜在暹罗宫廷为暹罗王蒙库的58个王子和公主担任老师期间发生的故事。文章以爱德华·赛义德的“他者”和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等后殖民概念为理论基础，从安娜与暹罗国男性的抗衡及安娜与暹罗国女性的形象塑造差异等方面，对该影片折射出的西方后殖民文化霸权进行剖析，得出东方暹罗国只是作为西方英国存在的一个“他者”．东方男人暹罗王蒙库只是衬托西方白人女性安娜的一个“他者”的结论。     

美国中小学“死亡教育”课观察

“未知生，焉知死？”这是中。国圣贤的古训。然而，西方教育专家发现，由于传媒的兴旺发达和信息的超速流通，3周岁的幼童大多已接触到“死亡”这个词。他们可能会在跟小伙伴的交流中提及“死亡”，并对其感到神秘和恐惧。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死亡教育便逐渐成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清人视野中的英俄中亚“大角逐”（The Big Game）

19世纪中后期，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了一场所谓的大角逐，新疆也成为两国角逐的目标之一。因此，清朝与英、俄两国围绕新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和谈判。自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对这场大角逐的研究论述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依据西方文献，从西方人的视角进行分析论述。通过解析清朝文献，来阐述清人对这场大角逐的理解和认识，并希望能够借此对清末外交中的某些问题有更客观的分析。     

孔子文化：多变中的永恒

据报道，今年9月30日，在法国巴 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 议作出决定，正式批准设立国际“孔子 教育奖”，主要奖励在教育、文化等方面 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国政要和专家。据了 解，这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 国设立的奖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最高级别的国际奖项。国际“孔子教育 奖”每年9月初在巴黎颁奖，并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法律文件公布。 在西方人心目中，孔子与希腊古代 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 德国柏林得月园的入口处，矗立着两米 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基座上刻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名言。德 国人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为教育学的 奠基人。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 有影响的人物”一书中，孔子排名第五。 美国人、英国人都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 想家之首。在亚洲，人们更是对孔子十 分尊敬。     

看西媒如何捣鬼伊朗大选

〉内贾德的艰难胜利 “9·11事件后．美国前总统布什在2002年将伊朗列为三个“邪恶轴心”国之一．并称之为“暴政前哨”和“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而伊朗的民选总统内贾德以“超强硬对付强硬”的领导风格回应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压力．使得伊朗备受世人关注。最近的伊朗总统大选和反政府事件更是在西方政界和媒体的参与下．再次将伊朗推到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谈油画风景写生教学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形象地反映了绘画中写生与创作的关系，将这一中国古典画论引入油画风景写生教学，既可以避免在教学中对西方绘画语言样式的生搬硬套，又可以克服在借鉴西方绘画形式的过程中出现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进而努力使教学方式更趋民族化和多元化。     

非线性多区域预期模型

非线性多区域预期模型王德全，马庆国１引言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使用预期因素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例如在舒尔茨等提出的“蛛网理论”中，就涉及到价格预期问题。瑞典学派的“事先”和“事后”的时间序列分析，凯恩斯的“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也都包含着预期...     

二战后德日“角色冲突”的比较分析：一种文化的视角

文中回答了为什么日本在扮演亚欧国家角色之间存在挣扎，以及为什么德国需要在东西欧国家之间充当“掮客”的问题。通过对德日两国案例的比较研究，剖析两国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导致两国在处理“角色冲突”时的不同结果，揭示了国内文化变量对于国家角色定位的作用。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只学西方宗教说辨白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中断言:“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在洪秀全心目中,“西方的‘长技’是基督教”,因此,虽然“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搞“神权政治”,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近代化”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冯先生的上述论断及其依据大有商榷余地。关于太平天国”搞“神权政治”一说,朱东安先生已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上著文进行了有力辨驳;但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日德两国政要“二战史观”之比较研究

战后日德两国政要的“二战史观”迥然不同：一个对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坦率承认、真诚反省，一个遮遮掩掩、图谋翻案；一个编撰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一个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一个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赔款，一个百般抵赖、拒不赔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两国的文化底蕴不同、两国的宗教信仰不同、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盟国对两国的战后处理结果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近代以降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等诸多因素所致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魯迅早期的中西文化观

一八八一年,鲁迅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化素养的书香门第,幼入家塾受读诗书经传之学,私下又博览野史,小说及民间故事诸书。国危家难,使他少年时代就弃绝了科举仕进的“正途”,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一八九九年,在南京陆师路矿学堂,他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从此以后,“物竞天择”“与天争胜”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观点就在他的思想上扎下了根子。一九○二年,鲁迅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的道路。中日两国原先都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实行闭关政策。西方列强入侵,使两国都挨了打。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对外开放,锐意学习西方,特别是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各种技术科学的大量输入,使日本的社     

中俄“国家年”与两国经贸合作态势分析

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活动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极大地推动了双边各层次宽领域的经贸交流。然而，“国家年”活动的举办可能不会很快给两国贸易带来任何具体的效果。针对当前中俄经贸合作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全面分析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势，提出了日益凸显的两国贸易不平衡与贸易摩擦问题将具有长期性等观点，并对维护我国对俄贸易产业经济安全提出应对之策。     

儒家文化传统与东亚经济崛起

文化力是经济竞争的重要因素，儒家文化是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义利两全”、“致富经国”、“以和为贵”、重视群体、勤劳敬业这些儒家优良传统，成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精神动力，也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应该警惕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的侵袭，自觉地维护、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看封建制末期的日本和中国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重炮军舰先后打开了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人开始从夜郎自大的迷梦中惊醒,日本也在侵略者的威逼下垂丧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美亲善条约》。但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在同样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却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被打开大门后经过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被西方史学家喻为亚洲的“凤凰”、东方的“慧星”;中国却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如何看待中日两国近代发展的不同道路,史学界已进行了大量地研究,拙文力图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对封建制度末期日中封建制结构、统治基础、思想文化作一比较,说明日中近代发展道路不同的根源,倘有不当之处,敬请史学界前辈同仁指教。     

试析阿劳和希共未能参加情报局的原因

为了反击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苏共和欧洲有关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于1947年9月在波兰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但此时已经执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已经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希腊共产党却被拒之于大门之外。对此，学术界至今未曾进行探讨。笔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尔巴尼亚已成为南斯拉夫的卫星国。鉴于南阿两国的这种特殊关系，苏共中央没有邀请阿劳参加，而是由南共中央代表阿劳参加情报局的活动。关于希共未被邀请与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苏联恪守斯大林与丘吉尔在1944年10月达成的“巴尔干百分比”协定，将希腊视为西方势力范围，因此不便邀其参加；第二，战后初期苏联外交的重点是维护和平环境和雅尔塔体制，而不是倡导和支持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希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显然不符合战后初期苏联的外交战略。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兼论其成败原因

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同一起点、同一时间内，分别发动了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但日本成功了，中国却失败了。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本文试图就两国变革运动的社会背景、指导方针及其变革措施等方面进行比较，以寻求其成败的原因。一、同一背景下的两种社会变革运动经过1848年反封建革命大风暴冲刷的欧洲，加速了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的步伐，使机器生产带来的大批优质廉价产品充斥市场，由英国开拓的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于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浪潮在西方各国兴起初英国的国会改革，西、比…